绝壁之上、天然石龛，精美的雕塑、壁画，有人认为石龛起始于元、明，有人认为起始于魏、晋。联系周围被毁的大寺庙和仇池国，因此，断定石龛的创始年代更加扑朔迷离，难有定论。
□2006年7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甘肃省西和县发现一处魏晋时期石龛的新闻。
这条新闻一经播出，立即引起了有关专业人士的关注。
发现石龛的八峰崖，在西和县城东南 32公里的石峡乡西侧。史前时期，八峰崖石龛的所在地是水天一色的浅海湾，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地质变化后，山峦拔地而出，群峰林立，千姿百态。这八座凌空突起的石峰如同群仙聚首，又似众峰争空，八峰崖因此而得名。
八峰崖的主峰西峰的顶端——据地面160米的高处，有一个高约15米、长约60米的天然岩穴。八峰崖石窟在老县志上的名字就叫蜂腰石龛，在山峰的腰部。
岩穴朝南的一侧敞开在峭壁之上，八峰崖石龛就建在岩穴之内。
八峰崖石龛共有14个，分上下两层，上层10龛，下层4龛。从山下到石龛，只有一条悬空栈道。在栈道的木栏上俯瞰山谷，令人提心吊胆，头晕腿软。
石龛，是天然形成的岩石凹槽，多在岩壁的高处，完全不同于人工开凿的石窟。八峰崖上天然形成的石龛，为塑造佛像、神像提供了便利。至于西和县的古人何时开始利用石龛建造佛像，至今还没有一致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八峰崖石龛在明代曾遭到大火焚毁，然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八峰崖石龛尚有殿宇14间，造像200余尊，虽然年久失修，却仍旧能够看出这座石龛当年的宏大规模。1960年，八峰崖石龛又遭遇了一场大火，石龛的木质结构建筑全部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仅剩了90余尊泥塑造像和部分壁画。
□在我国历史上，民间的信仰常常随着历朝历代皇帝信仰的改变反复变化，许多寺庙在另一种意义上几乎成了多种宗教文化交汇展示的基地。
八峰崖石龛内的塑像就有佛教的佛陀、菩萨，道教的祖师、灵官，还有民间信奉的求子娘娘等等。这种佛教、道教和民间神灵共处同一石龛的文化现象，就是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信仰兴衰交替、互为补充的具体体现。
有专家根据八峰崖石龛现存的实物认为，八峰崖石龛始于宋代；也有专家认为，八峰崖石龛始于元代。
2008年11月14号，甘肃省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峰来到了八峰崖。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八峰崖石龛考察。
孙晓峰仔细考察了八峰崖的每一个石龛和石龛内的造像，最终认定八峰崖石龛现有的文物遗存都是元朝和明朝以后的。
但是，孙晓峰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这些石龛最早开窟还是北魏开窟，但是大规模存在的东西是明清时候的。
孙晓峰提出的这个观点和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八峰崖石龛开凿时间始于魏晋是一致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西和县地方史志研究人员认为，虽然目前找不到八峰崖石龛始建于魏晋的实物证据，但却有许多理论上的根据支持这种推断。
□一个重要依据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组诗作。
公元759年七月，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从陕西的华县弃官西行，到了甘肃天水。这年阴历十月，杜甫和家人经西和去同谷县（今甘肃省成县）投靠当官的好友，在那里杜甫写下了《法镜寺》。诗中杜甫描绘了西和县法镜寺的早晨。意思是说初升的太阳冲出云雾，红色的屋脊闪烁着光芒，映衬着寺庙历历可数的明亮窗户。
八峰崖石龛距离法镜寺石窟只有5公里，杜甫经过法镜寺后，在继续颠沛流离的南行旅途中，又写下了描绘西和县八峰崖的《石龛》。杜甫借景抒情，在《石龛》的下半部分写出了“安史之乱”给西和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毫无疑问，杜甫的《法镜寺》和《石龛》两首诗明确地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八峰崖石龛同法镜寺一样至迟在唐代以前都已经存在了。
□此外，以西和县地方史志研究人员为主认为八峰崖石龛开凿于魏晋时期的另一个参照物，就是西和县的法镜寺造像。
孙晓峰介绍：法镜寺造像的服饰是典型 V 字领，这是一种当时北魏孝文帝服饰改革以后北方鲜卑民族与中原民族服饰结合的绝好的一种例证。
法镜寺石窟紧挨着西和县的漾水河，河水恰好在寺前掉头东拐。为了避免水患，明清年间，法镜寺石窟移建到了河北岸的五台山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地扩展祁山至西和的公路，挡路的五台山被拦腰炸成东西两段，法镜寺石窟随之一分为二。在随后而来的政治运动中，法镜寺本已损毁的文物又一次遭到破坏。东段的佛像所剩无几，只有一尊身高6米的北魏释迦牟尼佛像仍在这个石窟的中心位置，孤孤单单地站立着。其余距离地面4米高的空空如也的石窟，如今成了农民堆放柴草的窑洞。
在法镜寺遗留的石窟西段，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尊身陷坑地的石窟佛像身躯是北魏时期的，佛首却是当代人重新塑造的，粗俗不堪，毫无艺术价值，并且涂上了厚厚的泥皮和鲜艳的颜料。当地的佛教信徒把这种给佛像改头换面的行为通常叫做“给佛像洗脸”。
遗憾的是，八峰崖石龛墙壁上的雕塑大部分也被现代人用广告颜料涂抹得不伦不类。
正是这样的“洗脸”和“涂抹”，造成八峰崖石龛难以断定开凿年代的主要原因。
《陇南风物志》记载，八峰崖的个别佛像被“多次重修”。就因为这“多次重修”，使八峰崖石龛始建于魏晋年代的说法占据了理论上的优势。
□而除了参照杜甫的诗和法镜寺石窟的造像外，持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还有另一种更加有力的论据 。
八峰崖石龛绝壁之下，向阳的北面有一片较大的平缓坡地。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山谷叫寺湾。据说很早以前这里有一座大吉祥寺，寺湾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但现在寺湾已无寺可寻，摇曳的荒草下，一大堆瓦砾堆积在农田的边缘。其中有的础石直径大约60厘米，如此大的础石，上面立放柱子的直径也就可想而知。由此推断大吉祥寺的规模，绝非是一般的中小寺庙。
西和县文化馆馆长蒲立还在大吉祥寺的遗址上发现了小础石和类似碌碡的石器，在破瓦烂砖中找到了用稀泥烧制的砖块。这种稀泥烧制的砖块质地坚硬无比，当地人称为“铁砖”。它们和甘肃省河西走廊阳关遗址上发现的汉代砖块完全一样，可以磨制砚台。
那么，是谁在西和县的偏远山区，修建了一座规模恢宏的寺庙呢？
八峰崖的东面，就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的出生地——仇池山。仇池山和八峰崖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公里。
仇池山，也是中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氐族的发祥地之一。
仇池山孤立于悬崖之上，四面绝壁，地势险峻，只有一线羊肠小路连通山里山外。山上有清泉四季流淌，良田百顷，平坦肥沃，有土可以煮熬成盐。一旦战事来临，退可守全自保，攻可拓展疆土，困不死，攻不下，无疑是冷兵器时代最理想的兴霸称王之地。
东汉末年、魏晋时期，中国西部的战乱连年不息。西部氐族的一支——杨氏部落迁徙到山大沟深的仇池，凭借孤绝险要的地形定居下来。东晋初年，首领杨氏在陇南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仇池国。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开凿洞窟，塑造佛像，成为皇帝倡导、全社会普遍崇尚的无量功德。地处甘肃和四川交界要冲的西和县，自然会受到这种大规模雕造佛像活动的影响。
仇池国王杨茂搜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被称为东方泥塑艺术馆的麦积山石窟壁画和榜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仇池国王杨茂搜捐资修造佛像的记录。
一位研究人员根据仇池国王杨茂搜开凿麦积山石窟时所留壁画的衣服形式，推定了八峰崖石龛的始建的准确年代。
陇南地区作家协会原主席、西和县政协原副主席黄英认为：这个八峰崖的开凿，就是在公元452 年到486年之间，因为 486年以后，魏孝武帝改制以后这个服装就变了，不准穿胡服了，而壁画都是一些胡服。
在当地，世代流传着关于寺湾大吉祥寺和八峰崖石龛的民间传说：西晋元康年间，仇池大旱，氐王杨茂搜在八峰崖脚下的寺院里延僧祈雨。不料大雨滂沱，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将寺院冲毁殆尽。正在杨茂搜嗟吁之时，有人发现寺院的殿宇完整地移到了离地百仞的八峰崖石龛内。
传说无不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也未必全是空穴来风。
□那么，寺湾被毁的大吉祥寺 ，究竟是不是仇池国建造的呢？
黄英认为，山上的石窟跟山下的寺院同名叫吉祥寺，佛像在山上，山上没有办法进行庙会。山下进行宗教活动，庙会唱戏，而且从这个规模来看，这个寺院很可能就是仇池国这个政权的国家级寺院。
八峰崖的险绝石龛上，没有水、也没有土，修建寺院要到山下背水、后山背土，工程难度大，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倘若没有官方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凭当地百姓的力量不可能建成这样规模的寺庙。
寺湾大吉祥寺的遗址上，有一块半截深埋地下的石碑，石碑上面的题目清晰可见，近似汉字偏旁的组合，但没有人能够认读。石碑正文的小字模糊不清，也无法辨认。
研究人员坚持认定八峰崖石龛始于魏晋时期的另一个理由是：八峰崖石龛周围发现的遗址古迹，没有一处在魏晋以后。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八峰崖石龛也必在魏晋时期或魏晋以前。
西和县文化馆馆长蒲立介绍：在甘肃省博物馆保存的三块金印就是在仇池山脚下和西高山紧连的地方出土的。
公元前111年，汉王朝设立武都郡，郡址就在八峰崖周边。这里发现过大批的汉代和魏晋墓葬，出土了许多文物。如果只凭八峰崖石龛的现在遗存就把它定为元明时代的建筑，确实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嫌疑；但是，把八峰崖石龛认定为魏晋时代的却没有实物证据，只有理论上的主观推断。因此，这两种观点那一种最后能够得到公认，只能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来决定。
尽管目前各方面研究人员对八峰崖石龛的始建年代各执一词，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八峰崖石龛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有的文化内涵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的始建年代就像一个感觉容易确定却又找不到准确结论的疑问，等待着研究和考古人员的解答。(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