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利益政治的时代”。与改革之初不同，如果说那时改革阻力主要是思想束缚和观念禁锢，那么今天，还多了利益固化的藩篱。一些改革举措之所以决而难行、久推不转，主要是因为利益关系的羁绊、利益固化的阻碍。

　　那么，我们就只能屈从于既有的利益格局，在利益固化面前偃旗息鼓，坐看改革机会付诸东流？显然不是。虽然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越来越难，但是利益的阻碍也远非铁板一块，办法总比困难多。前不久，笔者在广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采访调查，改革先行者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调整的阵痛，也努力在利益丛林中披荆斩棘、寻找出路。从广东的探索中，至少能总结出三种突破利益固化的路径模式。

　　第一种是“敢做减法”，概而言之，就是坚决打掉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广州市率先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将大多数审批事项从前置改为后置。本为简化登记手续、激发市场活力，但执行过程却阻力重重。原因很简单：前置审批才是货真价实的权力，后置审批只是监管责任，剥夺权力、明确责任，不就是要动一些人的奶酪吗？

　　一些部门先是不愿意改革，后来则表示“改可以，但是本部门要放在前置审批”。关键时刻，广州市政府以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动真碰硬的力度，坚决把该改的改到位，使广州成为第一个实现“先照后证”的省会城市。可见，对于那些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看准了就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没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面对不合理的利益诉求，敢于义无反顾地予以破除，这就是改革勇气。

　　第二种是“善用增量”。改革固然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但是改革同样会创造利益增量，如何利用利益增量减少改革阻力，有着巨大的作为空间。中山市率先建立社会征信与金融服务一体化系统，打造广东首个综合型“网上信贷大厅”，需要整合工商、质检、地税等30个政府部门的政务信息。突破部门隔离、连通信息孤岛，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随着社会征信系统的大数据效用逐渐显现，不同职能部门意识到，自己掌握的企业征信信息一旦与银行贷款这个“撒手锏”相关联，本部门对企业行为的规范就有了更有力的抓手，无论是征税还是环卫检查，企业都不敢再敷衍。虽然不再“信息独享”，但是各部门的权威性大大增强、行政效率大幅提升，改革阻力因之骤减。这启发我们，善用改革带来的利益增量，就能够形成“补偿效应”，进而降低利益阻碍的烈度。

　　第三种是“优化分配”，如果利益总量不变，优化分配有助于弥合分歧、凝聚共识。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催生出产业转移的战略抉择。然而，发达城市的企业如果短时间成规模外迁，势必带来GDP回落，更令人忧心的是，如果笼子腾出来了，鸟却没飞来，又该怎么办？产业转移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如何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正是产业转移在一些地方遭遇的现实处境。

　　破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走出你得我失的零和困局，既能让落后地区获得红利，又能让发达城市降低风险。在此思路下，“飞地”模式应运而生：企业设在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为当地解决就业、拉动生产，但是产值、税收仍然算到输出产业的城市账上，从而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由此可见，一些改革举措看似零和博弈，其中仍然有足够的腾挪空间，调节分配方式，就能让利益调整“一子落而全盘活”。

　　上述探索在全国的改革浪潮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所体现的改革思路则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尽管利益暗礁无处不在，触动利益也许比触动灵魂还难，但是改革勇气不应裹足，改革行动不能止步，只要因地制宜、遭时为法、随事而制，总能在纷繁复杂的利益矩阵中找到出路。(李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