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讲，北京市此次宣布单双号限行，并不显得突兀，而是在此前经历了比较充分的政策铺垫。无论是调休放假，还是APEC预热，抑或是与周边地区实现交通联动，均是在不断释放相关信号，引发公众关注。可以说，与此前有的城市突然宣布汽车限购、从而引发民众抢购的极端做法相比，北京市的限行充分考虑了民众的承受能力，做到了事先的不断减压。
城市治理的一次“奢侈”尝试
不仅如此，发布限行通告的同时，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也同步发表《致首都市民的一封信》，以平等的姿态恳请市民对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带来的不便予以理解和支持，并特别希望北京市民和以往历次重大活动时一样，表现出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相信这样的平等沟通，并援引此前成功先例的做法，深谙民众心理，最大程度地引发共鸣，消除歧见。
当然，从尾号轮换限行一下子跃升为单双号限行，民众出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尽管交通部门在限行期间加强了公交运力配备，其中，11月7日至11月12日还调休放假6天，但是，全市范围内的单双号限行，仍有可能对城市的正常运转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公众出现一些不适应、甚至发出一些抱怨的声音，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不过，不妨换一个视角看待北京的单双号限行。一个城市的公共治理关乎每一个市民，为什么一定要将公共政策与民众利益对立起来呢？一方面，单双号限行的主要旨归，固然是为了减轻雾霾、缓解拥堵，以保障APEC会议能够圆满举行；另一方面，却也可以将其视为城市治理的一次“奢侈”尝试，通过这样一次全民总动员式的全城行动，探索一下限行对于未来城市的意义与效果。
其一，在限行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有必要保持高度的敏感，不仅要立足于解决当下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市民出行难、交通违法行为增多等等，更要以科学的态度收集治堵、治霾等方面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破解，获得一些平时不可能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并形成可资借鉴的制度规定。
此外，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北京未来必将承担更多的类似使命，如何在会议保障与市民便利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状态，并不容易。有必要从寻求改善全市交通状况的高度出发，发现现有城市交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总结出针对性的施治办法，逐步完善。
扩大市民参与，实现良性互动
其二，管理者也应该进一步改变以往单向、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管理方式，扩大市民参与，与市民实现良性互动。市民的诉求可能是个人化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将市民意见纳入管理程序之中，不仅仅是一种便民之举，更是弥补管理漏洞、拾遗补阙的积极举措。同时，广泛地问计于民、公众参与，也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抱怨和阻力。
每一次成功地举办重大活动，都离不开市民的主动参与，甚至是“不参与”，比如此次APEC会议，很多市民在紧急征集拼车。问题是，活动的成功除了市民的责任与奉献之外，还应该有更为精准、完善、人性化的政策设定。
每一次活动都不能止于应急，而是应该有所总结，有所收益，比如，以单双号限行为例，是不是可以在APEC会议之后，综合有关各方的信息、数据、难题等，形成相关的评估报告？限行对于治理城市交通拥堵贡献如何？对于削减挥之不去的雾霾效果如何？这样的报告，必将对今后城市治理、大气治理的科学化有所助益。
城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项公共政策出台的背后，既有着民意与政府意志的对立，也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从本质上讲，若想避免对立，就应该摒弃习惯的简单化管制思路，充分考虑民众感受，不断扩大公众参与。譬如北京市此番单双号限行，大可强调这一举措中有关各方的合作而非对立的因素；要求政府部门公开、即时纠偏；鼓励公民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动参与，等等。
易言之，惟有将有关部门自上而下的限行通告与民众的主动参与融合起来，则这一次的限号方可有望收取积极的功效。而这，正是建设透明政府、法治政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所在。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