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除了王国维说的“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外，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都应作为治史的证据。朱大渭先生提出：治史者要“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但重视“多重证据法”要避免“断章取义”，“管中窥天”，“随心假设，放手抓证”。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此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陈寅恪先生治史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官书和私著兼顾。如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是叮咛“董生勉乎哉”的赠序，陈寅恪先生却独具慧眼，出神入化，通过深达幽微的历史分析，从中挖掘出仕途失意者的社会心理，进而阐明长安集团与河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的形势。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说：这固然由于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掌握直接、间接有关的历史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博学加精思，也即他的治学之道有常人所无的思维力度。多少年来，人们往往被陈寅恪先生的记忆力所震惊，其实，他的想象力才真正是出类拔萃的。正如克罗齐所说：“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从历史上看，多想出智慧，确实是精神生产的重要历史经验。太史公如果不勤于“思”，《史记》就会有“记”无“史”，他标举的“通古今之变”也只能是空话一句而已。风靡20世纪学坛的西方两大史学巨擘，也无例外地以“思”见长。法国的布罗代尔能够从历史时间中发现快慢节奏，英国的汤因比能够打破国别而以文明类型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都是由于历史智慧才大放异彩。

　　有人认为，顾颉刚先生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地梳理，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这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我十分欣赏并尽力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读万卷书”可更多地了解和掌握“纸上之材料”、前人研究成果资料等；而“行万里路”则可更好地了解和考察“地下之新材料”、传世书迹、民间传闻、民俗事象、文化人类学资料等。如既不勤读书，又不多行路，则难免会像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我们在重视“多重证据法”的同时，也要重视严耕望先生提出的“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