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与‘老太太’作同事，是此生荣幸”

 

  “能作为‘老太太’的同事，是我此生的最大荣幸之一。”与樊锦诗共事多年，和院里许多老同事一样，张先堂喜欢亲切地称樊锦诗为“老太太”，“我感觉敦煌研究院就像一个大家庭，樊院长就像我们的大家长”。

 

  敦煌地处偏远，生存环境艰苦，研究院要留人，更要靠事业和情感留人，要让年轻人在研究工作中找到兴趣点，实现自身价值。在张先堂看来，帮助青年成长成才，确保敦煌事业后继有人，樊锦诗同样付出了大量心血。

 

  1994年，张先堂调入敦煌研究院后，一直在为选择适合的学术研究方向踌躇不定，研究工作一时打不开局面。此间，正是樊锦诗的教导和启发，让他选择了敦煌供养人研究方向，逐渐走上了将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图像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道路。

 

  “作为研究院负责人，樊院长经常走进青年研究人员中间，了解青年研究人员的所思所感，帮助大家确立方向、厘清思路。”张先堂清楚地记得，樊锦诗多次讲过的3方面指导意见令他颇为受益。

 

  一讲敦煌研究院的学者搞敦煌学研究，一定要扬长避短。张先堂回忆，樊锦诗经常说，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守着莫高窟这个文化艺术宝藏，要充分挖掘发现其中蕴藏的多学科的材料及其价值。“她经常鼓励兰州分院文献研究所等部门的同事不要老是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要多到敦煌，多进洞子，只要进洞子考察多了一定会有新发现”。

 

  二讲学术研究不要扎堆儿赶热门，要善于抓住冷门，找薄弱环节。“比如敦煌供养人就很少有人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有很多供养人的材料，抓住这些丰富的材料搞研究，一定会出成果的”。

 

  三讲敦煌学研究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要搞学科交叉，才会有拓展创新。“她多次对文献所的同事说，你们搞文献研究，不要眼睛只盯着文献，全国许多大学都有敦煌文献研究的资料，要比文献研究我们不一定比得过人家，敦煌研究院的学者研究敦煌文献材料应该把它与石窟中的图像材料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你才有优势。”多次听了樊锦诗的这些教导，张先堂茅塞顿开。

 

  “我检索发现有关敦煌供养人的研究成果较少，但敦煌供养人的研究材料实在是太丰富了，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2004年、2005年，张先堂组织本院几位同事先后申报并获批了院级课题“敦煌石窟供养人图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

 

  近20年来，张先堂一直坚持开展敦煌供养人研究，持续五六年对莫高窟中的供养人图像资料进行普查，并尝试将藏经洞出土有关供养人的文献资料与敦煌石窟中供养人图像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这些年来，张先堂和课题组成员先后发表了20余篇论文，探讨供养人图像总量、供养人图像发展演变历程、供养人图像资料的多学科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并由供养人研究进而拓展到对藏经洞封闭原因这一千古之谜的探讨，阐述了藏经洞封闭原因的“供养说”。

 

  “回想起来，我从事敦煌供养人研究将近20年，追溯源头，正是缘于受到樊院长的启发引导，对此我一直感铭于心。”他由衷地说。

 

  “当我走进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当我站在九层楼对面的戈壁上，面对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以及老前辈们的墓碑时，当我看到80多岁的樊院长还在为莫高窟忙碌的背影时，景仰之情油然而生，热泪会忍不住往上涌。”长期参与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的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明明感慨地说。

 

  “为了让莫高窟文化和精神传承下去，为了让研究院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樊院长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王明明说，负责敦煌研究院工作20多年来，樊锦诗通过带薪学历培养、各种专业培训、在重要岗位上历练等多种途径，为敦煌研究院培养出一批批能力强、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保障了敦煌研究院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敦煌很艰苦，能来莫高窟不容易，能待下来就更不容易。我们要尽量用好每一个人的长处，让每一个人都有所作为，让每一个人都有希望。”王明明经常听到樊锦诗这样说。正是樊锦诗对年轻人的长期关注和倾力支持，让敦煌研究院后继有人，现在很多70后、80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担当大任，不少90后也开始崭露头角。

 

  在王明明看来，莫高窟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得益于几十年来沉淀形成的敦煌研究院文化和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为内核的莫高精神。

 

 

1999年9月18日樊锦诗在保护所会议室。

 

 

樊锦诗在数字化工作现场。

 

  我心归处是敦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琨是樊锦诗的大学同学，1958年他们一起踏进北大历史系、选择了考古专业。毕业后，罗琨去了中国社科院，而樊锦诗则远走敦煌。

 

  大学期间，罗琨就对樊锦诗印象深刻。“我们一起进了免修体育课的‘保健班’，科目是打拳和跳绳。没有课堂要求，秩序比较松散，唯独樊锦诗，学习打拳，一招一式很是到位，我第一次发现了这是一位认真、自律的人。”罗琨回忆道。

 

  “作为老同学，我知道她是怎样在前辈莫高窟人的感召下、在莫高窟同仁的支持下、在莫高窟60年工作的磨砺中成长起来的。”罗琨说，樊锦诗所得荣誉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一代代莫高窟人的褒奖。他说，几年前，《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后，樊锦诗告诉他，之所以同意出版口述历史，是因为深感“应该为莫高窟人立传”。

 

  樊锦诗把毕生的激情和心血投入了莫高窟，在她心中，敦煌的事业高于一切。

 

  张先堂回忆，2004年，敦煌研究院科研处筹备为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暨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当时，对于是否举办、如何举办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的纪念活动，由于种种原因院里存在不同意见。”他说。

 

  “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大局着眼考虑问题，肯定、褒扬常先生也是宣传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业绩，宣传老一辈专家学者对敦煌文物事业的历史功绩，激励年轻一代人为敦煌文物事业继续奋斗。”此间，樊锦诗多次讲道，对常书鸿先生开创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历史功绩要充分肯定和大力褒扬。

 

  在樊锦诗支持下，常书鸿先生纪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院里为常先生铸了纪念铜像，建立院史陈列馆并设置常书鸿故居纪念室，举办纪念常先生百年诞辰的座谈会和大型学术研讨会，邀请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曾在莫高窟工作的许多老专家重返莫高，实现了敦煌研究院大家庭的团聚。”在张先堂看来，这些重大活动可以在敦煌研究院历史上记上一笔。

 

  在美国敦煌基金会主席倪密·盖茨的印象中，“樊院长在工作上把控全局，非常果断，实际上她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

 

  把握大局也关注细节，樊锦诗全身心致力于敦煌事业。对于这项特殊的事业，历经60年洗礼，樊锦诗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长远的洞见。

 

  “在大家群策群力、鼎力支持下，敦煌文物事业已迈上科学保护、研究、弘扬、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有效科学探索，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肯定和评价。但敦煌文物保护利用和弘扬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永久的事。”樊锦诗说。

 

  “我心归处是敦煌”，对于心心念念的敦煌，樊锦诗有3方面感受：其一，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每一个莫高窟人必须心怀理想、脚踏实地，抓住问题导向、注重细节，践行“莫高精神”，择一事终一生，才能成就敦煌文物事业。其二，文物工作要与时代同行，20世纪80年代开始，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坚持开门办院、守正创新，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方面做文明的交流互鉴，一方面坚持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开创了敦煌模式，铸就了敦煌质量品牌，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了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文物保护模式也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国际。其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既需要青灯黄卷，也需要科学精神，坚持以研究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以规划为蓝图、以人才为支撑、以永久保护、永续利用为目标的科学发展路径是取得成绩的关键。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莫高窟时，勉励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我认为，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这也是对我个人的要求，所以我对敦煌的奉献还要继续，还要再尽绵薄之力。”樊锦诗说。

 

  近期，樊锦诗决定把近几年陆续获得的 “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以及个人积蓄，凑足2000万元，设立专项基金。一半赠予母校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支持北京大学敦煌学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一半捐赠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养。

 

  “这算是自己对敦煌事业，对推动全社会全方位助力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建设，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她说。

 

  “樊院长捐出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敦煌学研究和莫高窟保护。这对于一介书生确实是一笔巨款。”相较于樊锦诗对敦煌研究的慷慨捐赠，在王明明印象中，樊锦诗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是“能省就省”，从不乱花一分钱。

 

  王明明说，出差到北京，樊锦诗常住在景山后街的小旅馆里，每天200元左右。有职工考上研究生，但由于不在编、收入低，不符合带薪上学政策和条件，她就自己出钱资助他上学。

 

  “她外出公干总是一个人，坐飞机是普通经济舱，出入没有随员。”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贤女士和樊锦诗交往多年，她说，樊锦诗虽然是院长，但没有架子，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莫高窟前面的河边散步，天色晚了，要返回莫高窟，樊院长在一个闸口对里面的人说，让我们进去吧！”李美贤回忆道，樊锦诗喊了多次，里面的工作人员没有理睬，后来同行的人说她是院长，里面的人愣了半天才让大伙儿进去。

 

  “透过这些与樊院长有关的大事小情，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其管理逻辑和本质在于激发人们的善意和良知。”王明明说。

 

  “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敦煌还有许多事等待我们去做，以后的工作还要做得更好，不存在最好。”樊锦诗希望新一代莫高窟人，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莫高精神代代相传。（记者 马富春 图片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