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荷波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927年11月牺牲
杨匏安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1931年8月牺牲
许白昊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8年6月牺牲
张佐臣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7年7月牺牲
蔡以忱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8年7月牺牲
杨培森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7年7月牺牲
萧石月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7年5月牺牲
阮啸仙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当选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1935年3月牺牲
对党忠诚，是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传统、根脉本色。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国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指出，第一届中央监委10位同志，有8位先后牺牲，他们是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蔡以忱、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无一人叛党投敌，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大德至诚，九死不悔。8位烈士的革命事迹，集中体现了党的纪律部队听党指挥、模范遵守党章的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自觉做到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
“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
1927年5月10日，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王荷波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党的五大召开前，全国党员总数增加至57967人。自一大后短短数年时间，党的队伍急遽扩大，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央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
中央监委的首要职责是监督党的决议与纪律的执行情况。中央监委委员的人选，必须是能够模范遵守党的纪律让党放心的人。
王荷波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王荷波很早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具有出色的领导能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王荷波结识了罗章龙，与其一见如故。罗章龙向王荷波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情况，鼓励他积极参加工人斗争，还把他介绍到当时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北京，王荷波认识了李大钊。在二人的密切接触中，王荷波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人物。
1922年6月，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王荷波追随李大钊、罗章龙等人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参观学习的经历让王荷波倍感振奋，归国后他多次对妻子说，要准备为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牺牲一切。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杨匏安在日本留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五四运动，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
1919年11月，杨匏安开始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马克思主义》一文，向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杨匏安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圣典”，公开指出“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1921年，广东成立了共产党组织。经谭平山介绍，杨匏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血与火的考验，磨砺了信仰，锻铸了忠诚。
1921年8月，许白昊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参与组织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工团体。年底，他被推选为代表，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次年春，从苏联回国的许白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湖南当纺纱工人期间，萧石月加入了湖南劳工会。他经常到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的文化书社阅读进步书刊，由此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阅历的增加，他日益认识到要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现状，必须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1921年底，萧石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引导下，蔡以忱参与编辑武汉地方党组织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他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积极领导工农运动。1923年，经董必武等人介绍，蔡以忱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这是杨培森在学会唱《国际歌》后对张佐臣说的。张佐臣早年在上海杨树浦日商大康纱厂做工，是该厂工会的最早组织者。1924年，刚满18岁的张佐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张佐臣被组织派到浦东工作。面对比自己年轻近20岁的张佐臣，杨培森心怀敬仰，与之成为忘年交。一天，张佐臣在开会时教大家唱《国际歌》，这一场景深深打动了杨培森，使他感到情绪激昂、充满干劲，很快学会了这首歌。由此，杨培森也对党产生了无限向往，找到张佐臣表明入党的心意。不久后，杨培森在张佐臣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后，阮啸仙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赴莫斯科、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沈阳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其间，阮啸仙常对同志们说：“革命处于低潮，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难的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
“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王荷波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匾，匾上有“品重柱石”四个鎏金大字。
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王荷波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和其他工人一样，他身负养家糊口的责任，每天要做10多个小时的体力活。下班后，还要处理工会的各项事务，经常忙到深夜。由于工作劳累，加之生活贫困、营养不良，王荷波的身体日渐消瘦，妻子为他担心，工友们劝他注意休息。但是，王荷波全然不顾，依旧为工人的利益日夜奔忙。
凭借大公无私的品质、乐于助人的性格和真心实意为工人办事的行动，王荷波赢得了工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王大哥”。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
杨匏安在杨家祠东厢阁楼写下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其成为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为当时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诞生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从五四运动中，杨匏安看到青年学生的潜力，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1922年2月26日，广东青年团创办《青年周刊》，杨匏安撰写了创刊《宣言》。他不仅向读者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还初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提出我国革命除了应注重劳工运动之外，“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汗血”，同时号召学生、妇女和军队，同青年团员携手革命。
大革命运动中，蔡以忱是湖北教育界“一最活跃最有作用的人物”。1925年，蔡以忱与同志一起创办了崇实中学。开办学校的目的之一，是以教书作为掩护，更好地开展斗争，从事革命工作。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有部分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校里的革命气氛日益浓厚，蔡以忱也将培养革命力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蔡以忱亲自创作了一首校歌激励他的学生，“红日东升，革命青年，爱惜革命光阴。日常学问，在革命旗帜下，以求友声。求自由，求平等，要奋斗，要牺牲……”
1927年2月，杨培森因积极带领工人群众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被英商老板开除。在筹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之时，杨培森打起了自己一家人仅有的一点田产的主意。家里原本就生活困苦，日子全靠七八亩田支撑。但是，为了给武装起义购买枪支，杨培森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地卖掉，把钱捐了出来。起义爆发后，杨培森亲自带领工人纠察队攻占了浦东警察署，夺取了俞家庙军营，缴获了一批马匹和枪支，并严惩了日华纱厂的恶霸工头和帝国主义走狗。为此，浦东地区的群众特地给杨培森送去了一块匾，以示感谢。
“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为官廉洁，家境清贫”，这是周恩来对杨匏安的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身居国民党要职，很多亲戚朋友上门求差。但是，杨匏安坚持用人唯贤，不肯徇私滥任，不收受任何礼金礼品，不为亲朋故旧说情，保持着廉洁朴素的作风。当时，杨匏安从国民党那里能领到很高的薪金，但是大部分都被他作为党费上交给了共产党。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管理大量钱财，却从未发生挪用贪占行为。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杨匏安发现后让他们立刻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他严肃地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过中秋时，有人给杨匏安家送了几盒月饼。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家人把月饼退了回去。他告诫家人：“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
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党的经费十分紧张。杨匏安身患肺病，7个孩子中有2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一家人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从不向组织叫苦、伸手，总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他白天当编辑校对，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以此换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
1934年1月，阮啸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面对财务管理混乱、贪污浪费等棘手问题，阮啸仙健全审计组织，选配好各级审计工作人员，为审计人员规定了“六不准”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做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在阮啸仙的带领下，审计人员接连对中央直属瑞金县、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运总局等单位进行财务审计稽核，查出大量问题，追回多笔贪污款项。仅在瑞金县，就追缴贪污款达6万多元。阮啸仙敢于碰硬、大胆揭露问题，为中央苏区深入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提供了一项项可靠依据，赢得了审计战线上的一把“铁算盘”的尊称。在他的努力下，苏区中央机关有29名贪污分子被送上法庭，使军政机关每个月减少开支20余万元。
1927年8月，许白昊被调往上海工作。临行前，他将经手过的湖北总工会的经济款项全部移交于湖北省委管理，并出具全部的经济报告书及现款、存折等收支总账。
为保证工会经费不致流失，次年1月，项英、许白昊、刘少奇联名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查核湖北全省总工会存湖北省委的经济用途，“如该款项开支账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需湖北省委负责人绝对负责，以免重蹈‘二七’京汉恤款之覆辙，重危本党对工人阶级之信任而维党纪！”
一片赤诚之心，跃然纸上。
“死可以，变节不行”
对革命先烈来说，对党绝对忠诚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
在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中，候补委员萧石月任职仅19天就光荣牺牲了。
1927年5月，马日事变爆发后，萧石月率锡矿山工人纠察队取道蓝田前往湘潭，意欲按照要求配合各县农军围攻湖南长沙。途径晏家冲时，遭到叛军伏击，萧石月率纠察队浴血奋战。在激烈战斗中，萧石月用手枪击倒了几个妄图活捉自己的敌人。在枪内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之时，萧石月将枪口调转，对准自己的胸膛，扣动了扳机。
萧石月牺牲后，家里人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工作的李维汉给萧石月老家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萧石月的革命经历，并写道“（萧石月）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于锡矿山”。在牺牲20多年后，萧石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7年6月29日，张佐臣、杨培森等人在开会时被捕。入狱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二人毫不屈服，视死如归。张佐臣对难友说：“革命是会胜利的，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看到许多党和工会的干部被捕，杨培森心情沉痛。尽管意识到他们可能马上会被杀害，但丝毫没有畏惧与退缩。他说：“我们既被捕，只有死而已，诸同志宜各努力奋斗。”
7月1日，张佐臣和杨培森神色自若，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牺牲时，张佐臣年仅21岁，杨培森终年44岁。
1927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在与北方局、北京市委领导开会研究应对时局对策时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有空闲就与狱友谈论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遇难前，他唯一的要求是，请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
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被押至北京安定门外。面对敌人的枪口，王荷波视死如归，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吓得刽子手们慌忙开枪，时年45岁。
1928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许白昊在参会时被捕。6月，许白昊等人在上海英勇就义。噩耗传来，正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项英含泪为他写下传记，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中一个最忠诚最勇敢而能战斗的党员，中国职工运动中最好的群众领导者与先锋”。
秋收起义时，蔡以忱所在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参加了起义。1928年6月，蔡以忱担任中共湘西特委常务委员。7月，湘西特委机关遭到破坏，蔡以忱被逮捕，后就义于长沙。
1931年夏，杨匏安被捕。蒋介石多次派人劝降，均遭到严词拒绝。杨匏安说：“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就义前，杨匏安曾作一首《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红军主力长征后，阮啸仙奉命留在赣南领导游击斗争。1935年3月，在一次与敌人作战时，阮啸仙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说：那些历史的尖峰时刻都需要太长的酝酿时间，每一桩影响深远的事件都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避雷针的尖端汇聚了整个大气层的电流一样，那些不可胜数的事件也会挤在这最短的时间内发作，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之上。这群星闪耀的时刻——之所以这样称呼这些时刻，是因为它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8位烈士，已经成为群星。仰望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更有力量。（本报记者付筱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