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题苏轼寒食帖跋》
关于书品和人品的关系，不乏争议。多数人接受“书如其人”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书艺与人品并无实质关联。提出王羲之写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谁也不会相信他的人品就是“天下第一”等类似观点，此处“第一”无疑是书法因素。当然，从朱熹的字也看不到世道人心，王阳明的墨迹无法窥见圣人迹象，是不是就能依此否定“书如其人”的观点呢？显然不能。王铎书法具有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力，在同时代的人中出类拔萃，但始终不能与颜真卿《祭侄稿》相提并论。“书如其人”如何来理解？本期《墨缘》即以“宋四家”中“苏黄米蔡”等四人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为例，略加探讨。
历来论书，多先论其人。西汉扬雄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于是乎，观颜真卿书“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临大节不可夺也”,观奸臣蔡京之书则“掩鼻过之”.有人提出质疑，这不过是事先了解书家的生平和为人之后，先入为主，不由自主地产生联想。如果是面对陌生人，如何判断？事实上，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名家才具有探讨的价值。而名家的一切，势必为世人所熟知。普通书家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最终难成大器。
“宋四家”中的“蔡”,到底是蔡京还是蔡襄？一直争论不休。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原本为蔡京，因人格卑劣而被蔡襄替换。另一说则认为“蔡”本指蔡襄，因为资历老、名气大，应该列入。实际上，按照“尚意”的风格特征来衡量，应该是蔡京，与苏黄米蔡风格更接近。从辈分的尊卑上判断，也是这样的结论。二蔡属于同乡，蔡襄是前辈，蔡京与苏黄米蔡年龄大致相仿，放在一起顺理成章。不管如何，为什么最终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不言自明，蔡襄因德高而艺彰，蔡京因人品低劣而遭丑诋。
虽然不能因蔡京的奸诈和佞幸而完全否定其书法成就，但由此可以看出，大众与历史是有判断和选择的标准。书法家做人是第一位，始终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导向。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呢？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人品道德修养，“君子比德如玉”.追求书品和人品的一致，是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艺术观。中国传统教育以诗书礼乐作为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书法家”最初并非是一种职业。文人墨客很多都是历史上的高官，客观上也造就了对“书品与人品合一”的道德性诉求。书法强调最多的不是才能而是修养。对修养的强调，实际上强调人格的提升，书法由此而成为伦理与审美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写好字的前提是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已然成为必须遵守的文化律令。“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终为人所不齿。今天虽然是一个多元社会，即使无法简单地接受这种论断，但任何怀疑和挑战都也无法抵消这一观念巨大影响。
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中，不但书如其人，也存在“茶如其人”.爱茶之人往往视茶如同生命。由此可见，能够做到书如其人，进而是书人合一，无疑是极高的境界。弘一法师就是“书人合一”的典范。这并非日常的衡量标注，而是最高标准，只是大多数人做不到，故而有一些“书人不合”的现象并不奇怪。当下出现很多书人背离的现象，原因在于很多不过以书法做幌子来谋利，并未深入书法的内核。由此而言，崇高的人品与高格调合二为一的作品，不容易获得，苏东坡说：“凡事之所贵，必贵其难。”
那么，书和人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
书和人可以分开来看，艺术有自己的秩序，也有自己的品位。不应该用伦理秩序去强求艺术秩序，以道德人格来度量文化品位。艺术品位主要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但书和人始终无法完全切割，道德素质最终会影响审美情趣。艺术注重技法要求，也强调人文内涵。人品是为人处世的结果。人文和人品不会毫无关系。才与德分别与先天禀赋和后天修养相关，修养程度称为“功”,决定了书和人的关系。“书如其人”中的“人”应该理解为“人性”,而非单单指人品、人格。人是有多面性的，口是心非难免存在。如果站在蔡京和秦桧等人的角度来看，刻意追求“人品和书品”的统一，不过是利用书法来做伪装。从蔡京之书看到的是才气和性格，并非只是人品或人格。人品可以伪装，但人性不可。
清刘熙载《书概》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从这句话来看，“如”是分层次的，“如其学，如其才”,最后才是“如其人”.
据《北京晚报》
苏轼 （1037-1101）
苏轼《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诗文名扬天下，并称“三苏”.苏轼书法早年学“二王”,中年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岁学李北海，广泛涉猎晋唐诸家，最终形成深厚朴茂、媚趣横生的风格。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寒食诗》等。
黄庭坚 （1045-1105）
黄庭坚《题苏轼寒食帖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世称“黄山谷”.书法风格独特，起笔欲右先左，藏锋逆入至左顿笔而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沉着痛快”.结体乃从颜楷得到启发，反其道而行，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气魄宏大。代表作有《诸上座帖》等。
蔡襄 （1012-1067）
蔡襄《山堂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官至端明殿学士，谥“忠惠”.尤擅行书，字势豪健，其楷书严守法度，由于过分重视作品的“神气”,反而压抑了情感的倾诉和精神的自由；草书却有所创新，尝以散笔作草，创立“飞白书”.他也是着名茶叶鉴别家，所着《茶录》，乃《茶经》后最重要的茶叶专着。代表作有《陶生帖》等。
蔡京 （1047-1126）
蔡京《赵佶雪江归棹图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字元长，福建仙游人。熙宁年间进士。宋徽宗时拜尚书左丞、右仆射，后迁升官拜太师。历史有名的奸臣。蔡京的书法师承，由近及远，从蔡襄入手，上溯唐代徐季海、沈传师、欧阳询，然后直追魏晋二王，跳出旧辙，自成一法，形成独特风格。传世墨迹仅有《节夫帖》、《宫使帖》、《鹡鸰颂跋》等。
米芾 （1051-1108）
米芾《葛君德忱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世称“米襄阳”.个性怪异，被呼为“米颠”.书法潇洒奔放而能兼顾法度，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他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等传世。
“呵呵”不是现代人才发明使用的，在古代也很流行。苏东坡写信经常用“呵呵”一词。熙宁八年，苏东坡在《与鲜于子骏》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米芾《葛君德忱帖》中也有“呵呵”一词。“御寇所居，国不足，岂贤者欲去之兆乎？呵呵！甘贫乐淡，乃士常事，一动未可知，宜审决去就也。”代表作有《苕溪诗卷》、《蜀素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