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坚定的终生临摹的奉行者、实践者。回顾其一生，董其昌在颜、王、米三家之间盘旋。他倾慕颜书，自诩为“颜公知己”,四处寻访，几乎遍阅传世颜书，终其一生未脱颜氏风格。但从董的成熟期的书风来看，与颜的雄浑博大拉开了距离，变得云淡风轻。实际上，这正是董其昌的独到之处，有意识地规避多数人所关注和追逐的部分。读其所临《多宝塔》，既师法颜真卿，又借鉴了王羲之的笔意，同时充满董其昌的个人气息，临写出个人情趣。世人学颜楷，多从《麻姑仙坛记》入手，董其昌的着眼点却在《多宝塔碑》，奠定了一生的基调。“不成熟”意味着是“开放式”的，没有那些固化的特征或习气，所以也是一个利于个人发挥的契机。这恰恰对董的胃口。

    《多宝塔碑》为颜真卿44岁时书，呈现出早期刚劲秀丽的风貌。用笔一丝不苟，结构规范严密，虽尚未形成沉雄浑厚、大气磅礴的风格，但根基初定，最典型的用笔是多中锋，起笔和收笔有明显顿按。收笔用顿笔和回锋的较多，强调“护尾”,尤其是横画最为明显，写横画行至收笔处，常向右下方重按，顿笔回锋，体现出颜体的大气，竖画粗壮，气韵浑厚，笔力雄强，与横画粗细对比鲜明，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从《多宝塔碑》可以看到颜真卿书法转变上的许多信息。临学中要避免内部过于疏朗，以至于松散，字形也不可过于方正，以免显得呆板无神。

    从整件临作来看，虽言楷书，并没有唐楷那种特别的严谨，字形大小不拘于原帖。用笔自然从容，增加了行意。布白上沿用了个人的习惯，行距也有意识拉大，气息变得流动空灵。开篇尚有稍许拘谨之色，遵从等大的律令，越到后篇，个人气象愈加显露，不拘绳墨。董其昌的书写速度明显要比颜真卿的快。在书写力度上，要小于原作，这使得临作区别于原作的严谨厚重，给人一种舒缓、雅致、清新的审美感受。在字形结构上，颜真卿对字内空间的处理，多以匀称等分为主。如开篇第一个“佛”字，颜书笔势雄健，但并不向旁边溢出，弘中而敛外，非常节制。既气象开阔、又劲力内充，总体给人以“拙美”之感。董其昌在处理“佛”字时，把第一笔画的短撇改为长撇，同时把左右偏旁部首的距离拉大，使得整个字透气。

    董的临作很好地注意到了一些细微之处，在他的笔下，字形结构相对强调了收放和聚散，并稍作开张处理，这使得临作和颜真卿端庄雄伟的结体风格，拉开了距离。在结字处理总的原则上，董其昌仍取左右相背之势，但颜真卿所表现的朴拙之美基本没有保留。在董其昌的眼中，颜书具有郁勃奇宕、潇散古淡、险绝为奇、天真盎然的美。这些美的基础是一种丈夫气，绝无妍媚之习，这正是颜鲁公人格的艺术表现之核心所在。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书法有家学渊源，师承褚遂良、张旭，自成一格，是书法史中的代表性书家。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谥“文敏”.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擅画山水，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小贴士

    1、在董其昌生活的时代，学书多从前人法帖入手，像董其昌这样以颜真卿《多宝塔碑》入手的并不多。因此，临摹之前不妨先读帖，进行碑帖之间的比较，比如，王羲之和颜真卿之间，杨凝式、米芾和董其昌之间的对比。

    2、董其昌临摹注重自我发挥，着眼点不局限于一笔一画，而在于整体上的布局谋篇。当然，没有一点一画的细节到位，势必有很多瑕疵，而只关注一点一画，容易顾此失彼，两相结合，做到：小处着眼、大处落墨。

    3、临摹时选用羊毫中锋、短锋均可，用兼毫则是最佳选择，兼毫较易于把握运笔。《多宝塔碑》字形轮廓比较刚劲，用兼毫易于表现。最好用寸楷笔，以锻炼娴熟的运笔技艺。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