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平安帖》
 

    研习书法，对一些大家学书过程的了解很关键，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书家的自述或他人的记载，但其中可能会有溢美之词，甚至言不由衷、欲盖弥彰；二是从不同阶段的书风作出推断。米芾所临王羲之《孙女帖》和《平安帖》，便是其宗法魏晋的有力证据。

    米芾的临作一气呵成，对原帖章法没有严格遵守，着重的是意趣，正如他自己所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有意思的是，此临作虽然名义上学王羲之，却受王献之的影响更大，米字“刷”的特征在此临作中并不明显。临帖整体上不拘于原帖的一笔一画，似临非临。其中《孙女帖》中的“岂”字非常醒目，《平安帖》中“当复”等字与原帖较接近，貌离神合。自始至终，笔意纵贯。

    米芾钟情魏晋，在言行和心态上是同步的，可谓是书人合一。米芾在真州谒蔡攸于舟中，蔡拿出王羲之《王略帖》，米芾惊叹之余想以画来交换，蔡攸不允，米芾就说：“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米芾的无赖顽劣，可见一斑。往好处说，则是心态放浪，不拘于世俗礼节。但老米终究是一个明白人。现存十几首米芾的咏书诗中，有四首是歌咏王羲之。跋王羲之行书：“锋势郁勃，挥霍浓淡，真如云烟，变怪多态。”跋《兰亭》：“清润有劲，秀气转折，毫铓备至。”但到了晚年却来一句：“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对此，需要设身处地地看。一方面，米芾有兼收并蓄的心志。在32岁时“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将晋人格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虽言“入魏晋平淡”,其实从书风来看，并未真正的平淡，这是米芾的不足，却也是米芾的幸运，或者说是独特之处；另一方面，言行偶尔不一致，也是文人的一种微妙的心理。但不管如何，米芾所具备的批判意识，宣示了一种理性，取法而不膜拜，长短了然于胸，为我所用，才是根本的立足点。对于很多人来说，“集古”未必能成家，很多书家止步于“集”,既不能“汇”,也不能“融”,更谈不上“通”,只有“通”才能有个人创造。所以王文治评价米芾：“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临摹百家只是手段，结果是能自成一家。

    《宣和书谱》介绍米芾：“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识者然之。……古纸临仿，便与真者无辨。”这段话说明了两点：一是米芾擅长多种书体，融会贯通，这是他成功的基础。各种书体之间技法可以互参互补，只有这样，才能“独有四面”,对用笔的方向、势的把握才能极尽变化而又不逾所矩。二是米芾精于临摹，善于观察，达到毫厘不差的地步。对古人技法既能心领神会又可以落实到手上，见识很高，态度专注，心手双畅、转益多师，为“集古字”奠定了基础。

    米芾所谓的“集古字”,就是借助临摹，实现从技法到超越技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着重是处理好“我”与“他”的关系--具体来说，是我形、我神和他形、他神四者的比重。通常情况下，强调“入帖”和“出帖”,其实“入”和“出”取决于书家功力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决定了“我形”和“我神”的强度，“似与不似”正是彼此之间的张力。风格强烈的书家，时时有我，凸显“我形、我神”,其次是“他形、我神”,再其次是“我形、他神”,最后是“他形、他神”,第一种情况说明了个性强烈，已经出帖，完全是自抒胸臆，最后一种情况说明尚未入帖，中间两种情况属于彼此交融。从米芾一辈子的书风来看，笔法和结体对于二王有充分地继承，未出二王体系，又有自家面目。前人言“右军如龙”,老米是“狮子搏象”,狮、象为兽中之王，毕竟还是凡间之物，比不上神龙在天。老米较之右军，还是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