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本报特约评论员）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日前，人力社保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9部委联合举行工作会，要求各地在元旦、春节前努力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涉及拖欠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要在春节前基本结案。
　　年年岁岁花相似，又到一年讨薪时。自从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请温家宝总理帮忙讨薪以来，8年过去了，农民工讨薪的话题依旧年年不约而至。9部委联合帮助农民工讨薪，其声势不可谓不大，其效果也足堪期待，但问题在于，农民工被欠薪为何就成了挥之不去的魔咒，而帮助农民工讨薪如何又成了部委们岁末年终的一项突击运动？我们需要追问一下，到底如何才能建立起农民工讨薪的制度化路径，以彻底作别运动式清欠的年终风景？
　　农民工讨薪所惯用的路径，一种是求诸于己的社会化路径，一种是求助于人的权力式路径。前不久，一张农民工“裸体讨薪”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人们对这种“行为艺术”其实并不陌生。从“跳楼秀”到“爬吊塔”，从“活埋”自己到“拜河神”，种种剑走偏锋的表演体现出的不过是维权的艰辛与无奈。
　　求助于权力，最极致的案例是熊德明向总理说话成功替丈夫讨回薪水。此后，太多的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够奇迹般地遇上向弱势者伸出手来的官员。前不久，河南农民工田绍清成为有一个幸运者。在一家民营企业打工的田绍清等21名农民工被欠薪6.9万元久拖不结，河南省高院院长一经过问，欠款者立时兑现。可惜，类似的美谈终究是凤毛麟角，如同大多数遇上“青天”的期待一样，失望总是多于希望。
　　那么，农民工为什么不肯信任法律去走制度化解决问题的路径？有人说，是因为农民工法制意识不强。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这显然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如果制度化的路径在现实中很难走通，那么要求农民工“依法维权”看似聪明，其实不过是“何不食糜”的又一翻版。2005年，一家研究机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调查，发布了《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其中指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6年过去了，其中的成本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不得而知，只是农民工讨薪之难并未见根本性改观。
　　如果说当初农民工被欠薪源自制度漏洞，如今制度已经越来越完备。今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恶意欠薪入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可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支付令。一些部门规章更是制定了工资保证金、清欠连带责任等杜绝欠薪的机制，可以说只要目前的制度执行到位，断断不会存在农民工屡屡被欠薪的道理。
　　问题的核心仍旧是执法不力，《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鲜有人因恶意欠薪的罪名被治罪。今年4月，人社部宣布，将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敢于开出时间表，这是了不起的进步。问题在于，这种承诺将如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