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充满着不安感时，人们才会重新重视作为精神武器的鲁迅作品；只有在一个反思和批判的火种渐趋消失的社会，人们才会感觉到鲁迅的弥足珍贵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鲁迅在临死前说。
    这是他未曾实现的遗愿。
　　74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编剧刘毅在微博上一句并无实据的“鲁迅大撤退”，便引来网友、媒体、知识分子们沸反盈天的热论。关于鲁迅是否撤退，该不该撤退，为何撤退，各有声音。这一百家争鸣的盛况极易令人产生困惑：拥有如此强劲粉丝团的鲁迅，何谈式微？而所谓“去鲁迅化”，也怕是谎言，如此热闹的身后事，是鲁迅的幸运还是我们的悲哀？而表面的热闹，与骨子里对于鲁迅精神的摈弃，哪个看上去更像是这个时代的阴谋？
　　这一切，几乎是鲁迅在重演自己，这一切，都像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每一次试图告别，都最终成为与鲁迅的一次次重逢。动辄“去鲁”，却总是绕不开鲁迅，这几乎成为中国命运的荒诞轮回，而一旦理解这一充满宿命色彩的现实，我们便能懂得“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大半。

假新闻，真命题

　　继上一次“消失事件”后，整整一年，鲁迅近乎周期性地再次成为话题。
　　9月6日，编剧刘毅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孔雀东南飞》、《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称之为“鲁迅大撤退”。
　　一篇不足140字的微博，被无数人转发、评论、跟进，继而成为短时内最为网友和媒体关心的话题。
　　随后，教育部辟谣。各地教材编写人员喊冤——鲁迅作品并未全面撤退，顶多仅仅是篇幅的微调，或者某些篇章从必修课转入选修行列……
　　一条假新闻激起的轩然大波，理应在此时顺顺当当谢幕。但是，一个对于我们而言仍未解决的命题却依然存在——为什么总是鲁迅？为什么关于“鲁迅大撤退”的假新闻流传甚广，而澄清、辟谣的消息却乏人问津？是什么，令鲁迅一向渴望速朽却不得？又是什么，给了鲁迅一次次卷土重来的土壤？

走不远的鲁迅

　　这是一句牢骚引发的舆论地震——事件本身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悖论。
　　并非因为这则假消息比较刺激，才会引起网友盲目的转发，也不是因为舆论有选择性地短视，故意将这一事件炒作到高潮，更不是与因为人们对于教改的微词……公众与媒体无意识间的合谋，仅仅是因为，鲁迅的地位。而教材改革，不过是为鲁迅在舆论中的复活提供了借口。
　　而鲁迅复活的土壤，便是我们所日夜目睹的，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离奇的现实——只有充满着不安感时，人们才会重新重视作为精神武器的鲁迅作品。只有在一个反思和批判的火种渐趋消失的社会，人们才会感觉到鲁迅的弥足珍贵。
　　拜金主义的大潮以及突出的社会矛盾成为这个时代无法规避的症结，而鲁迅的“投枪和匕首”恰好能够超越于时代的限制，直接刺向社会的症结所在——于是，身为符号的鲁迅再次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他以战士的名义，为人们抒发眼前不满提供出路。
　　而鲁迅的出现，岂止并非鲁迅本人的意愿，更属大多数人所不愿。
　　忘记鲁迅，要鲁迅“撤退”或是“删除”，其理由想来不外乎我们已经离开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大半个世纪了，何况鲁迅活着时就希望人们能过上“新生活”，我们为何就不能让鲁迅走远？但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已经离不开鲁迅，这不是个人意愿上的选择，而是时代和社会的选择——鲁迅不属某个固定的时代，他是超前的，是存在于近乎普世价值之中的形象。他的洞见、姿态和亲切，五千年来无出其右，又如何能将其“撤退”得了，“删除”得了？他的杂文，说的不仅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也并不仅仅是我们所存在的“新时代”；他批判的“国民性”，不仅存于大半个世纪前的国民身上，今天的我们也并不见有什么改观。而关于社会的弊病、矛盾和疮痍，近一个世纪过去，非但不见改观，反而变本加厉……也许，这便是鲁迅存在的意义。
　　而说来可笑。今天的人们，正在抛弃鲁迅还是重新寻找鲁迅，都几乎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迷局。当绍兴把“鲁迅品牌”炒得火热时，当知识分子呼吁破除“圣人迷信”时，当新一代声言“对鲁迅没好感”时，鲁迅的遗愿是否正在实现？
　　也许，从精神上，当代人早已不恋鲁迅遗风，然而在对于鲁迅这一品牌与形象上，人们的利用才刚刚开始。

永远不缺追随者

　　在文学性上，鲁迅的不朽不仅体现在其文章的犀利与批判，同样也在于字里行间透露的温情与柔软——因此，鲁迅是入木三分的《阿Q正传》，也是充满童趣的百草园，也是让人感慨万千的闰土……
　　而人们所记住的，却似乎永远是前者的鲁迅。
　　问青年们“鲁迅是谁？”他们会说“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战士”以外就找不到词汇来说明的鲁迅。一位“80后”的读者说：我对鲁迅没有什么好感，如果不是因为教科书上有他的文章，我想我根本不会去读。
　　这确实是鲁迅在当今遇到的难题，他是一个在意愿上乐于亲近青年的人，现在却无法亲近青年人，既有鲁迅被神化后青年人对他的反感，也在于鲁迅作品中获取趣味的艰深。
　　曾有学者认为，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崇胡贬鲁”大概算当今盛行的显学。今人要胡适，不要鲁迅，理由是，在文化性格上，胡适主张宽容忍让，鲁迅主张“一个也不宽恕”；在体制建设上，胡适参政议政，鲁迅蔑视政治；胡适因为提倡消极的自由而积极，鲁迅因为看破了人生的真相而消极……很显然，优游闲适、温和有礼的面目，更符合当下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而当人们开始反思历史，鲁迅更不可避免地成了反思的对象：鲁迅“刻薄”、“鲁迅不是大师”、“鲁迅媚日”等论调一次次地挑起争论。而“影响青少年的作家排行榜”上，名列前三的分别是曾炜、郭妮、郭敬明，鲁迅排名仅列第七。
　　但是，你能说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鲁迅？有多少年轻人，将青年作家韩寒列为当代鲁迅，又有多少人，在李承鹏、陈丹青等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檄文后跟帖叫好？
　　也许，人们可以不需要鲁迅，但绝不能失去像鲁迅一样敢于开口说话的人。只是，这个时代，的确不需要一个被塑造为神的鲁迅，而恰好，鲁迅最不需要的，是追随者。

对背叛者的背叛

　　对这次课文调整，江苏教育出版社相关负责人给出的说辞颇值得玩味，“所选篇目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而是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回归到人文。”
    历史学者、公共时评家张鸣却认为：“其实，即使在今天，我们的语文课依然很讲政治，只是，我们有点受不了鲁迅的尖刻讽刺，不再喜欢阿Q式的国民性批判，也收起了拳打镇关西的血腥，但仍然要宣传我们的航天飞行，我们的收回香港。总之，文章的意义，特别是政治意义，还是要讲究的。”
　　“意识形态”是这则“语文新闻”中的一个关键词，很多时候，政治正确性压倒一切地成为衡量一篇文章的第一因素。当下的时代或许需要的是埋头赶路低头数钱的人，不需要的是《阿Q正传》和《药》所传递的“睁眼看世界”。
　　“文章是千古之事，不朽之事。语文课本，如果真的想教学生语文的话，首先应该考虑文章之美。”在张鸣看来，鲁迅被捧上了神坛，请进了课本，其原因在于政治，如今，他被拉下神坛，甚至踢出教材，同样是因为政治——进去出来都不干鲁迅的事，也不干语文的事。“多少年过去，我们的语文教学，还是期望通过语文课，给学生灌输更多的意义，给学生很多的教训，教他们要这样，要那样，有道德，有政治，生硬而蛮横。翻来覆去，就是不教学生学会自己的语文。语文课上，那点可怜的语文知识和阅读写作，永远都是边角料，语文，这个从来排在各科的老大，其实，真实的地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丫鬟。”
　　事实上，无论是在文革中的被扶上神坛，还是在20世纪的中国了此痛苦余生，面对政治，鲁迅始终选择了独立姿态的“背叛”。如果按照鲁迅的标准，被遗忘与被摈弃都无所畏惧，但如果有任何企图将他作为政治的木偶与道具，鲁迅断然不干。他只是纯粹的批判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断威权，更不惮以最痛的鞭挞怒其百姓，他没有立场，只有对于不公的本能批判——那长长的，为他送行的队伍里，想来多半是鲁迅的敌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里，也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学生。
　　增田涉在《鲁迅印象》中曾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情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可怜”。事实上，越到晚年，鲁迅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人难受”。许寿裳也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
　　如果遵照清醒的痛苦与平凡的快乐之准则，鲁迅这一生岂止是可怜？他的温情和勇气早已在历史的风沙中渐渐瘦削下来，唯有横眉冷对的形象渐渐固化。鲁迅的伟大，连同他那不合时宜的种种，一并留存下来，而也正是此等形象的鲁迅，却注定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命运中——一个无声的或者仅有窃窃私语的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不是福；而假如有一天，年轻人要在课本以外寻找鲁迅，同样不是中国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