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武士道精神对于黑泽明永远是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在作品中，他试图重新树立武士精神人道的一面；但同时，又敢于直面它被军国主义异化破坏，被国民抛弃的另一面。两种情绪互相扭结，此消彼长，成为黑泽明独有的武士道情结，也成为他继续活着的原动力。”

也许是怕蒙羞，被认作“逃避挫折的懦夫”，黑泽明始终避讳1971年那次自杀未遂。百年诞辰之际，评论家无论东洋西洋，纷纷旧事重提。猜测虽多，大都是新瓶老酒，围绕首部彩色片《电车狂人》票房失利、健康和婚姻双重危机打转。有人还拿海明威来做比，认为两人都企图用“看似彻底的强悍男性形象”掩盖内在的脆弱。

影迷唱出了反调：早年的《七武士》险些让东宝映画倾家荡产，剧组被勒令停机，又续拍，反复多次，却也平安收场，一部中等规模的影片没盈利，怎能引起什么绝望情绪？再者，导演当时患的是胆结石，不比长期困扰“硬汉”海明威的ED（勃起功能障碍），无须过度表演“阳刚”，为自己保住“坚强”的名分。何况自杀事件后，黑泽明又达到了事业的另一座高峰。

近年来，西方评论家的推测多了人类学倾向，认为黑泽明的自杀企图来自文化和基因双重遗传。

“黑泽姓氏源于13世纪北海道著名武士家族，历代武者有的为领主死于疆场，也有的用切腹守护名节……对黑泽明影响最深的“艺术家哥哥”丙午—他于1934年，在一家温泉旅馆与情人双双自杀……日本文化中，人的终极归属是回到自然，回到祖先那儿去。种种传统与血缘的牵连，带给黑泽明一种宿命的心理强迫症。”

翻阅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杂志，黑泽明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就像哥哥的影子，他魂归神坛，把我孤独地留在人间。”再读自传《蛤蟆的油》，不难发现，黑泽明几乎是哥哥一手缔造的“作品”。除了俄国文学、西方绘画、默片艺术，丙午的命运似乎给弟弟开创了一种宿命模式。

作为电影“配音师”（benshi），丙午与同行们在日本默片时代享有极其尊贵的艺术地位。影片放映中，“配音师”像说书人，身兼叙说、点评、对白、描述、音效和演唱于一身。1925年后，“默片配音”已然是一门独立的口头文学艺术。但有声电影宣判了“配音”艺术的灭亡，历史记载：东京10万“配音师”因失业上街游行。几次激进而徒劳的努力后，丙午终于向命定的失败低头，走向虚无。显然，黑泽明作品中常见的默片技巧（如《罗生门》）、宿命的败局（如《七武士》）、个人抵抗世界的败落（如《生之欲》）似乎都是在默默诉说哥哥的遭遇，似乎唯有这样反复又破碎的表达，才能解脱心灵的创伤。

神道教中常有“邪灵侵袭”说，大约等同中国人讲的“鬼撞墙”。兴冲冲地赶路，发觉所到的驿站跟前一处相同，顿悟自己被下了“降头”。麦克白如此，改编《麦克白》的黑泽明也是如此。1968年被《虎虎虎》的美国制片方辞退在先，自己影片的商业失利在后，更可怕的是，日本电视的兴起使本国电影工业一再萎缩。跟丙午自杀前一样，黑泽明躲进了私宅，只接见极少数的亲戚和朋友。他不仅像亡兄一样失了业，还看见了某个熟悉的驿站，某种宿命的先兆—一种新的技术仿佛要毁灭一门旧的艺术。

一切像轮回的迷航，一切像萦绕记忆的底片重放，留下的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问题，模仿亡兄一样—成为一门消亡艺术的殉葬品呢，还是再做最后一次抵抗？

黑泽明晚期的力作《影武者》常被“符号”学者拿来“拆字”。著名台词“主人死了，影子替身该何去何从呢？”被认为既是“死之愿的回声”，又是“生之欲”的宣言。法国的米歇尔·梅尼尔，美国的史蒂芬·普林斯和詹姆斯·考德文，更将敏感的“武士道精神”提上议程。

“作为武士的后代，黑泽明坚信，武士精神原本就是日本式的人文精神，只是被军国主义‘毁了容’。但在‘二战’期间的日本，此类观念必须隐藏，否则会带来杀身之祸。这是军统政府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戒令。战后，美国占领时期，禁止任何和武士有关的言论。日本知识分子无权解释军国武士道的真伪。这是第二重精神戒令。”部分亚洲评论家作出了回应。

“武士道精神对于黑泽明永远是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在作品中，他试图重新树立武士精神人道的一面；但同时，又敢于直面它被军国主义异化破坏，被国民抛弃的另一面。两种情绪互相扭结，此消彼长，成为黑泽明独有的武士道情结，也成为他继续活着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