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率军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军士兵为报久困城下、死伤惨重之仇，他们逢人便杀，遇财就抢，见屋即烧。与清朝整整对峙长达11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心脏之所在，就这样成为湘军的一处发泄之地。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目的业已实现，曾国藩的“事功”也由此而达至峰巅。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上曾国藩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那么军事上的防范之举，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遭致其他清军围攻。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剧，达到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是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是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是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30多名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笔墨，写下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儿诱惑，肯定是一句假话。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2000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并伸手要官要权而遭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曾国藩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处事，似乎显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但他也有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一面，特别是有着一股内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对着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30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可能会改朝换代的机会！

　　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策略，连保存实力的意图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比较少见。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分出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的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