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岁次丁未，在晚清朝廷中发生史家所称的“丁未政潮”。那是以袁世凯、奕劻、端方等人为一伙的“袁党”，及以瞿鸿禨、岑春煊、林绍年等人为首的“瞿党”，两党为了争权固宠，进行了明枪暗箭、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结果身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瞿鸿禨被逐出朝廷，袁世凯、张之洞入值军机，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被迫辞职，牵连到尚未上任的两广总督岑春煊也被免职。

 

　　“丁未政潮”的起因，其导火线却是出在一歌伶杨翠喜身上。

 

　　杨翠喜京津享盛名

 

　　据《菊影录》云：“杨翠喜者直隶通州人，幼以贫娄，鬻于陈姓，辗转之津门，遂坠乐籍，其假母曰杨李氏。翠喜善淫靡哀艳之曲，出其技，在侯家后协盛茶园演剧。尝一至哈尔滨，俄军官某梳栊之，时翠喜年十六矣。继返津，构香巢于河北，受大观园、天仙园之聘，声价重一时。”杨翠喜在天津、北京享盛名之时，约为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际，到了光绪三十三年因载振案而“上达天听”，据说慈禧太后私下问过李莲英：“这个小妮子有这样大的魔力能撼动朝局吗？”可惜当时没有人胆敢拿杨翠喜的小影给老佛爷看，否则她见了也会说“我见犹怜”呢。

 

　　而已经成了当红明星的杨翠喜，更加受人追捧，身边自然不乏大把的追求者，年轻时的李叔同就是其中之一。李叔同的朋友姜丹书在《弘一法师小传》中就不讳言地说年少的李叔同“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曾走马章台，斯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葛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以艺事相往还”。李叔同工诗、善画、善歌唱、懂音律，对于传统戏剧的改良，曾经付出过不少心力。他每天晚上都到杨翠喜唱戏的“天仙园”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便提着灯笼陪着杨翠喜回家。不只是为杨翠喜解说戏曲历史背景，更指导杨翠喜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但后来他因奉母南迁上海，虽偶而北返，但为时甚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上海因思念杨翠喜，还填了两阕《菩萨蛮》，可见李叔同的一往情深。

 

　　段芝贵献歌伶获进身

 

　　但当李叔同由上海回到天津后，换来的却是失望的悲凉，因为“佳人已属沙叱利，从此萧郎是路人”了。这时的杨翠喜早已经被段芝贵量珠聘去，送到北京孝敬载振小王爷去了。《菊影录》说杨翠喜，“后为富商王益孙、道员段芝贵所赏。会贝子载振奉节东省归，道出津沽，置酒高会，一见翠喜，颠倒不置。段方有求于贝子，乃托王益孙名，以万金购翠喜为使女，即车送之京，进之贝子，翠喜则年十九矣。”

 

　　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朝廷命庆亲王奕劻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赴东北查勘边务。归途路过天津，直隶总督袁世凯留二人暂住，以商议东三省设官事宜。庆亲王奕劻自光绪二十七年留守北京与李鸿章为和议大臣后，慈禧太后渐渐宠任他。荣禄去世后，奕劻继为军机领袖，大权在握，袁世凯则大为巴结他。奕劻为人庸劣而贪婪，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依时向他进献，出手很阔，奕劻大悦，袁世凯又和载振结为兄弟，从此关系更为密切。日俄战后，清廷鉴于东三省重要，于是有设东三省总督，下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巡抚之议。袁世凯曾向奕劻说：“王爷府中日用，大部分由直隶一省供应，王爷用世凯在直隶，就像王爷自己做总督。将来东三省改制，由王爷与世凯选派自己人去充当督抚，从此四省都在我们掌握中，王爷不怕财源枯竭了。”奕劻贪财，袁世凯投其所好，奕劻大喜，遂奉袁世凯为谋主，稳操朝政。

 

　　当载振一行人至天津时，袁世凯特派段芝贵热诚款待，段芝贵善于交际趋奉，得袁世凯赏识，时以候补道任天津北段巡警总办，为袁之心腹。段芝贵对载振百般奉迎，招待唯恐不周。一日饮宴后，召梨园演戏，由杨翠喜唱《翠屏山》。翠喜登台之际，施展手段，倍极妖冶，博得满堂喝彩。载振本是倜傥风流的纨绔贵冑，见此佳丽，不禁意乱神迷，口为之伴唱，手为之拍板，全失钦差大臣的体统。剧终，段芝贵询问戏演得如何？载振却答非所问地说：“杨翠喜甚好！”段芝贵见状心领神会，即刻召杨翠喜进屋侍候。

 

　　当时东三省正有改行省之议，将添设要员，段芝贵正苦无路钻营，见此天赐良机，遂不惜花一万二千金(一说万金)为杨翠喜脱籍，并献之于载振，又向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处借银十万两作为庆亲王奕劻的寿礼，以此作为进身之阶。载振对段芝贵感激万分，袁世凯就在此时把东三省督抚名单拟妥，交载振带回给他父亲庆亲王，庆亲王言听计从，名单如袁世凯所拟：以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以唐绍仪授奉天巡抚(唐绍仪在朝鲜与袁世凯已互相结纳)，以朱家宝授吉林巡抚，以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

 

　　御史弹劾引朝廷彻查

 

　　其中唐绍仪以邮传部左侍郎授奉天巡抚，资历相当。朱家宝原是江苏布政使，授吉林巡抚，也没有人说躐等。至于段芝贵不过是个直隶候补道台(正四品)，居然能赏布政使衔(从二品)署黑龙江巡抚，人们就大感诧异了。因为论官衔品级，从正四品的道员，到从二品的巡抚一职，等于跳级升迁，这种升官法，只有皇帝亲自特授，所谓“恩出自上”的拔擢，才有可能。《京报》首先以《特别贿赂之骇闻》为题披露以杨翠喜买官那回事，举国哗然，但又碍于奕劻的威严和袁世凯的权重，群臣只敢在私下议论。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07年5月7日)，素来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御史赵启霖不畏权贵遂冒死参了他们一本：“(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宣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以署理黑龙江巡抚。”疏上，举朝皆惊。慈禧太后览折大怒，适奕劻在旁，太后遂谓：“东三省不得已而改置督抚，我破格用人，原为富国强兵，不意汝等如此狼心欺我！”言毕甚至泣下。太后原拟将载振严议示惩，幸有军机大臣世续、林绍年二人从中转圜，奏称：“事之有无，未可确定，遽加严谴，恐非所以体恤亲贵之道。”太后闻之，颜色稍霁。其实庆亲王父子声名狼藉，太后久已知闻，三年前载振在天津与妓女谢珊珊胡闹，被御史张元奇奏劾，清廷为清议所逼，勉强下诏把载振薄责一番，饬令其闭门思过。没想到现在故态复萌，且比前次还要严重得多，于是不得不若有其事地命醇亲王载澧与大学士孙家鼐查办此事，“务期水落石出，据实覆奏”。

 

　　巧妙的“弥缝”，含糊的“查办”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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