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与康心如交好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会时，于右任就是介绍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里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战爆发后，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迁居重庆，从此更与康心如往还不断。于右任是草书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请“于大哥”为“美丰”题写行名。或许是为了方便识读，于右任把“美丰商业银行”几个字写得甚为工整，而这也成为于右任少有的非草书珍迹。平时，于右任有空就会来康家坐坐，康国雄喜欢摸于右任的大胡子，于右任则称康国雄“康家娃”.由于偶尔也在康心如家小住几日，于右任对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战胜利后，于右任在离开重庆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国雄大姑父的女佣阿英带走。康国雄大姑父觉得两人年岁悬殊，所以不太愿意，但阿英本人却乐得作于右任的如夫人，最终，于右任经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带回了上海，后来还和阿英生了个儿子。

向延安汇款美丰不设上限

　　其实于右任与康家的关系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学日本，因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总干事得与孙中山相识，继而加入同盟会。有一次，孙中山问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为同盟会办报，康心孚说自己有个叫于右任的老乡可堪此任。孙中山希望于右任能先来日本，康心孚随后便给人在国内的于右任寄去路费，由此促成于右任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不久，于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随后返回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于右任在其所做诗文中也曾提到，“余识党中诸前辈皆心孚介绍”.辛亥革命后，康心孚先到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后赴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运动”期间过度操劳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课的其他学校为此停课一天，以示哀悼。

　　由于兄长康心孚的关系，康心如和两个弟弟康心之、康心远后来深得国民党人信赖。抗战年间，于右任、邵力子等国民党要员不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长期住在康国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路经重庆，为确保蒋介石的安全，重庆市长杨森更是特意征用康心如的汽车和司机为蒋介石服务。

　　虽与国民党渊源深厚，康氏昆仲却对共产党有着更美好的向往，并曾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帮助。康心远的太太王棣华在天津读书时与邓颖超是同学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康心远曾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赠过一批家具。由于康心之家聚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张季鸾、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会贤达，周恩来有时会前往拜访，还曾借地作过统战报告。共产党人董必武、吴玉章等则经常向康心之寻求经济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们都会带些宣传资料，如康心之在家，他们总能拿回一张数字体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则坐等片刻后留下资料离开。“当时敢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国雄认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执掌“美丰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康心如，为共产党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战期间，因棉花、棉纱、棉布紧缺，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了“花纱布管制局”,禁止这些战略物资的自由买卖，并对流通做严格限制。康心如通过“美丰”投资的企业生产、进口了一批“花纱布”和药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后，康家将这批物资全部捐给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运送时装了满满八辆卡车。然而由于没有“管制局”许可证，八路军的车队根本无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制品运到延安，事实上，八路军的卡车还未驶离重庆即被“军统局”的检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国民党内的关系，人情、金条并用地买通了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最后将这些东西伪装成国民党物资顺利运抵延安。此外，当时很多银行对于汇往延安的款项都有数额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丰”不设上限，因此“美丰”就成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向延安汇款的首选通道。

周恩来说本应该保留美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心如觉得他向往的美好就要实现了。

　　此前几年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金圆券”、“银元券”改革，“美丰”被折磨得元气大伤，至1950年4月，“美丰”已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维持经营，因而被迫停业。不过考虑到“美丰”投资的60多家企业尚在，康心如决定向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贷款周转，以助“美丰”复业。

　　三次申请报告音空信渺，康心如对“美丰”的未来不抱期望了。关于人民银行为何不向“美丰”提供贷款，康国雄听到过两个故事。一是早年间，“美丰”曾有位职员拿了银行的几百大洋投往延安，共产党建政后，这位职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主要领导。“美丰的老人们和我谈过这事”,康国雄回忆，“他们说如果重庆人民银行不是由他管，或许事情会好办些。”另一则是从三叔康心之处听来的。1950年，康心之应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周恩来曾于家中宴请康心之，并在谈到“美丰”时说，“我们当初认为，四川应该保留美丰”,然后又对身旁的邓颖超感叹，“解放西南的时候，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没来得及跟到重庆！”

　　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康心如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康国雄身不由己地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而康心远、康心之和康心如弟兄也相继含冤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康心如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康国雄澄清问题。为此，康心如曾给好友章士钊、邵力子，以及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处长、后来起义投共的沈醉等知情人写信，希望他们为康国雄作证。之所以找到沈醉，是因为沈醉在其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康心之的小孩在黄山马路上散步”,只是将“小孩”的父亲错记作康心之。然而在沈醉回信后，由于章士钊认为“沈醉以前是特务头子，转他的信不合适”,康心如最终没有采用沈醉的证明。邵力子的证明信是康国雄登门拜请来的，离开邵宅时，康国雄记得邵夫人送出了一句“不要翘尾巴”,令他长久琢磨。

　　证明信最后被转呈给周恩来，没有下文。

　　又几十年，白云苍狗，康心如、康国雄父子早已获得平反，只是当年曾陪少年等军官的花园别墅和亮着暗灯的豪宅，在经历了借占、索买之后，已被尽皆毁去。令康国雄感到莫大慰藉的是，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给了康心如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书中说“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重庆的康心如……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

　　“共产党的党史写出我爸爸是共产党的朋友”,年已耄耋的康国雄把《党史》递过来，“你看，被称为朋友的没有几个。”在写有康心如名字的那一页，书脊已被翻裂。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