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
清—黄花梨—包鎏金铜饰藏经箱
第一，藏内佛经丰富，特别是当地一些著名寺院藏内藏经颇丰。如龙兴寺佛经共三千一百八十卷，经帙二百八十个(P.3432),净土寺“都计诸杂经帙一百六十帙，《大般若》六十帙”(S.2142)。
第二，佛经出入频繁。除寺院僧人学习念诵佛经外，敦煌地区每年都有定期的诵经活动，如在二月八日、四月八日、腊八、燃灯节等传统节日都将举行大规模的诵经活动。此外，当地官吏和民众作福田同样会延请僧人诵经，因频繁的转经和诵经活动，寺院经藏进出流动量很大。
第三，不断有新抄写的佛经入藏。佛经是释迦去世后，僧众学习和皈依的主要依据，寺院历来重视当寺经藏的贮藏，利用一切机会抄写藏内所缺佛经和新译佛经，如P.T.999记载，某年为普赤祖德赞一次写《无量寿经》六百一十五卷，全部藏于龙兴寺经库中[3]。此外，信众为了积累功德，也不断地将佛经施入寺院，供养流通。
正是以上原因，敦煌地区寺院经藏每天都会有大量佛经借出还入，事物繁忙。为佛经借阅有章可循，妥善保管藏内藏书，并使之实现快速流通和充分利用，寺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藏内佛经管理体系。本文将在前贤研究基础之上，对敦煌寺院经藏管理制度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藏经之所
寺院是佛、法、僧三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实体，缺一不可。而佛经是法的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佛陀灭世后僧徒修行的重要依据，诚如白居易所言：“寺有佛像，有僧徒，而无经典，寂寥精舍，不闻法音，三宝缺一，我愿未满。”[4]中土历代寺院都十分重视佛经的收藏，于寺内建立贮经之所––经楼。到了唐代，“左钟右藏”已基本成为寺院建筑布局的定制。[5]这种布局格式在敦煌壁画中也有体现。盛唐第217窟壁画中央大殿前方左右配殿外面两侧左有钟台，西有经台;盛唐第91窟壁画前殿的前方左右与配殿之间各置一六角形砖台，台顶有六角亭，西亭悬钟，东亭贮经;中唐第361窟南壁阿弥陀经变画中的佛寺为“左钟右藏”的建筑格式。但是也有例外，如晚唐第85窟北壁药师经变画中，则是按照“左藏右经”建造的。然而，不论是按照哪种布局形式，以上种种说明,唐代寺院一般开辟专门场所贮藏佛经。
藏经之所除“经楼”一名外，还有其他多种称呼。
经堂。《金石萃编》卷一〇七《邠国公功德铭并序》：
邠国公即内侍梁守谦以元和(806-820)、长庆(821-824)释教大兴……谨于大兴唐寺华严院为国写古今翻译大小乘经论戒律合五千三百二十七卷……又立经堂一所，三间徘徊，安住法轮。[6]
经藏院。S397《五台山行记》载：
次有藏经院，有大藏五千六百卷，经并足。
藏经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载，圆仁在五台山普贤道场见到：
经藏阁大藏经六千余卷，总是绀碧纸、金银字、白檀玉牙之轴。[7]
转轮经藏。《白居易集》卷七十《苏州南禅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
千佛堂转轮经藏者……开成元年(836)春成……经函二百五十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阎浮提内大小乘经凡八万四千卷。[8]
此外还有经库、藏殿、法宝殿、轮藏等等，名称不一而足。[9]
敦煌地区也建有经楼，S.5832《年代不详某寺请便佛麦牒稿》首尾保存完好，共7行。该文书第1行至3行言：“请便佛麦壹拾驮右件物，缘龙兴经楼置来时久，属土地浸湿，基阶颓朽，若不预有修戢(葺)，恐后费功力。”此件文书没有明确纪年。文中麦子以“驮”计算，“驮”是具有吐蕃特色的一种计量单位，在北咸五九(背)6件吐蕃时期的文书中同样使用了“驮”这种计量单位。此外，S.5832第3行中有“都僧统”一职，此职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僧团最高领袖的称呼。所以可以肯定S.5832《年代不详某寺请便佛麦牒稿》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文书。从该件文书可以得知，龙兴寺有经楼时来已久。陈大为先生根据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和P.3763《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有关记载，得出净土寺也有经楼。[10]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