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用火，是人类进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步。火给人们带来温暖，火为人们烤煮食物，火帮助人们驱赶猛兽。此外，火对人类来说，还有更为深远的贡献，火引导人类战胜黑暗，火给人类提供持久而不断处续的光明。人类发展史上，用火以及保存火种的漫长经历中，幼年期的人类很自然地学会制造火把，并且开始利用动物及某些植物油脂的可燃性，尽量延长火把的明火时间。后来，便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灯。

 

 

　　人类用灯，其实质是用火的合理延伸，故古字书直接以火释灯。如《玉篇》云："灯，火也。"《类篇》云："灯，火烈也。"但灯并非一般的火，它是在设定的有限范围内，能够长时间燃烧的一种明火。灯的发明，反映了人类对火的性能的深入了解，表明人类对火的烈度以及燃烧环境和燃烧时间的控制，已达到相当熟巧的水平。灯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又反过来帮助人类开发更高的智慧。灯自诞生之时起，便成为与人类永远相伴的忠实朋友。

 

 

　　从汉字形体上看，早期的灯字写作"登".此字在甲骨文中由三部分组成：下部为捧物状的双手，中间是被捧的一种容器，上面是人的两个脚印，示意在向上走动。这是个会意字，涵义为双手捧着盛食品的礼器向上进献。表面分析，似乎是"灯"字借用了同意的"登"字。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须强调指出，在发明文字之前，人们早已在使用灯这种生活用具了；也就是说，那时虽尚无字形，但音与义结合的"灯"字，却早已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因此，后来在设计汉字形体时，用同一个字形表示动词的"登"和名词的"灯",就不是单纯的假借，实因二者有内在的联系，即共具"献置于高处"之义。史前社会，人们在部族夜间群体活动时才点灯，灯高方能下亮，故灯点燃后要捧放于尊显的高处。不妨说，"灯"与"登"的部分内涵重合，导致二字的音、形皆同。

 

 

　　我国古代的灯具制作，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与灿烂的华夏文明相应相称，达到了非常精湛的水平。我们的祖先，不仅讲求灯的照明效能，而且研究过空气流通与灯焰的关系，设计出既能使空气流动通畅，又能吸附、过滤烟尘，尽量减少空气污染的灯体结构。尤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古人对灯的造型似乎情有独钟，各类灯具，构造迥异，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古代的灯具制作，在日用器皿领域中，独辟了一片别具风采的艺术园地。

 

 

　　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战国到两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艺术题材日益广泛化、世俗化，工艺手法也趋于多样性和创造性。总之，从内容到形式，均洋溢着现实生活的浓烈气息，充满了来自民间的旺盛生命力。这种艺术趋向和风格，也在灯具制作方面有突出的显示。这一时期灯的造型，不仅样式繁多，而且构思奇巧，制作工技也相当精细。从品类方面说，有传统的把盏钷落的连枝树式，有姿态各异的人擎式，有几种部件相配使用的组合式。有的小巧玲珑，有的高大壮观，后世所能见到的各类灯，均能在这一时期的灯具制作中找到雏型。这一时期灯具的显着特色，是力求完成功能与审美的巧妙结合。许多灯不仅是实用器具，同时又是耐人观赏的艺术品。这里我们介绍几件甘肃省出土的战国到两汉的要具（多为国家一级文物），供读者鉴赏。

 

 

 

 

　　此灯出土于平凉市庙庄秦墓，支起高度30.3厘米，灯腹径14厘米，是已知战国行灯中设计最为高妙、工艺最为卓越的珍品之一。收合不用时，为一双键扣盖的三足圆鼎，内盛燃灯所用之油料。鼎两耳有键槽，分别穿孔贯销以纳键。双键对称，每键两端直而中部弯成半圆，双键平卧即合成一环，压在鼎盖上。盖中心为一突起的柱状圆銎，两侧有顺盖之旋向的二鸭首，其宽嘴正好衔住双键无销的一端，鼎盖便被牢牢扣住。用灯时反向旋盖，使鸭嘴脱离键端，开键启盖，再将双键支起，键端合拢后呈圆柱状，恰可插入鼎盖中心的圆銎中。此时反转的鼎盖即成为被高高撑起的灯盏。

 

 

　　灯体之造型结构，可谓巧夺天工，卓绝千古。盖、键、耳、身四部分，配置科学，关联精巧，既合物件运作之理，又展灯体形态之美。而且，每一部分都得到充分利用，发挥多种功能；综合所有功能，使灯身具备了最优越的品位和实效。

 

 

　　此灯之铸作工艺，与其造型完全相配。灯体坚固而又轻巧，各部件连接密合而又灵动。在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可随意支、合，畅顺自如。器盖闭封后严密无隙，即使作剧烈摇晃，鼎腹内的油液也绝不溢泄。这正是行灯最需具备的一种性能。行灯是长途旅行时携用之灯，它既要求灯体能容储足够的燃料，又要求方便、安全，不致因车马颠簸而使油液外流。此灯堪称行灯之标范。

 

 

 

 

　　1969年出土于武威市郊雷台，与着名的铜奔马共存一墓，高146厘米，宽66厘米。灯呈树形，最下部为覆盆形底座，主干直立于座心。主干分三段，套插而成。每段均饰有连环和镂空叶片。段与段衔接处各置一十字形蒂托，犹如灯树之分枝。十字托之横向四出，各立插透雕鸾凤缠枝纹叶片。每只叶片末端撑起一小盏，盏边沿插饰叶形火焰。主干最顶端为一大立环，环上饰镂雕骑鹿仙人，仙人高举双臂，擎托一大盏。主干中部三层十字分枝，每层有四只，自下而上依次递小，构成灯树的基本轮廓，加上主干顶端的大盏，全树共承灯盏十三只，故此灯又称"十三盏连枝树灯".出土时有部分小盏及叶饰缺佚，但这并不影响灯树的壮美风姿。不难想像，整座树灯点燃后，众多光焰闪烁于树叶间，上下左右，主次相配，又与灯体本身灿烂的铜色相辉映，该是多么华美悦目，富丽堂皇！

 

 

　　汉代上层社会墓葬中，流行使用一种被称作"金钱树"的冥器，系由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宇宙树"演化而来。树体多为青铜质，有主干，有多层分枝，枝上满饰叶片和圆形方孔钱。这座连枝树灯，从造型到纹饰，都由金钱树脱胎而出。只不过树枝上下不垂饰金钱而改为擎承灯盏罢了。以骑鹿仙人和鸾凤作主题纹饰，显然含有吉祥福瑞的寓意，这也与钱权势的神秘色彩相一致。善于在器物上将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功能，同精神世界中的灵异观念相融汇，是汉代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

 

 

 

 

　　出土于秦安县陇城上袁家村，高14.5厘米，筒径6.9厘米。全灯由三部分组合而成：主体部分呈圆筒形，附有一可从柱体中旋出的圆盏；第二部分为一由半圆柱连接的顶盏和底盘，半圆柱套合于主体圆铜内侧所銎孔中，并可根据需要将顶盏与底盘从柱体中旋出；第三部分为可反转为灯盏的有柄圆盖，盖面三钮，反转后即为盏之三足，柄活可下垂于筒侧，盖卸下单独使用时柄平展可执。三部分完全收合，即成一有底有盖、空心分层的圆柱体；开启旋转后可形成高低错落的三圆盏，一灯作三灯用。

 

 

　　此灯结构简明而又别致，设计者独具匠心。最突出的优点是充分利用了圆柱体可分层旋出的特性，做到一灯多盏，尽量扩大了照明空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设计者将顶盏与筒底也旋出，于是便将灯的底面积扩大了一倍，最大限度地增强了灯身的稳定性，消除了两个圆盏旋出后上部重心偏移的弊端。汉代组合铜灯之精巧，由此可见一斑。

 

 

 

 

　　灯身为釉陶质，高38.5厘米，盏径17.5厘米。喇叭形圆底座，上收为二层台。台上跪坐一熊，巨首，鼓腹，前肢后曲，双肩高耸，弯背作负重状。熊之颈前上承一粗柱，其上段为两侧微张的花蕾，顶托一大而浅的圆盏，盏心有一尖突，系立烛之用。通体绿釉泛银，古韵盎然。熊姿充满力度，双目有神，形象生动。汉代民间多用陶灯，而以动物作灯身者甚多，此灯颇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