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水是嘉陵江上游的支流，它发源于甘肃天水县的齐寿山（古名山番冢山），经小天水、罗家堡与峁水河相会后，东南流经礼县全境再折而东行，穿过西和县南部，沿成县、康县交界线继续东流入陕。汉代以前尚无嘉陵江之名，那时西汉水在今阳平关附近与沔水（今勉水）相通，乃汉水上游两条主要支流西面的一条，故名“西汉水”,当时是西北地区非常重要的河流。在今礼县永兴地区的西汉水北岸，有一座算不上高峻的大堡子山。像陇南地区许许多多山包一样，大堡子山从未引起世人的关注。它默默地俯视着滔滔西去的西汉水，一条建国后修筑的公路从它的腰部盘绕而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谁都不曾想到，被历史的积尘掩埋了两千七百多年的秦先公西垂陵园，就坐落在这个土山包顶部的缓坡上。大堡子山深深隐藏着一段失落了的历史，这个巨大秘密的被揭示，成为九十年代甘肃文博领域最具轰动性的事件。
颇含讽刺意味的是，秦先公西垂陵区的发现，并非考古学界的业绩，而竟是当时十分猖獗的盗墓邪风的产物。当人们开始关注此事时，该陵区所出大量珍贵文物已出现在纽约、巴黎、伦敦以及中国、台北和香港等地，令文化界人士扼腕顿足，震惊不已。尽管如此，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仍不容低估，发现本身意味着历史的再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事后有关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追回了部分被盗掘的文物。省、县两级文博部门对该陵区及附近秦墓群先后两次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不少收获。一些关心我国文化事业的着名学者，如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等，又将该陵区所出而被盗卖至海外文物的信息资料，向国内学术界作了介绍。着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长马承源先生，还用重金设法将某些文物购回。甘肃省博物馆也曾多方筹资，陆续征集了许多因该陵区流散到社会上的文物。正国为这样，今天我们才能对该陵区的性质、时代和规模，作出基本判断；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已在省内外文博界展开。
秦人本为赢姓东夷族的一支，在我国中原地区进入文明时代前夜，由于各主要部族集团发生大冲突、大动荡、大融合而导致的部族大流徙过程中，赢姓秦人西迁至关陇地区。《史记·秦本纪》说，最晚在秦先祖中（氵）时，已“在西戎，保西垂。”这个“西垂”,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泛指“西部边陲”.实乃秦人活动的中心城邑。此邑曾被当时在关陇地区势力炽盛的大戎族长期占领，故又有“犬丘”或“西犬丘”之名。中（氵）的后裔大骆，即以西垂为都邑，领导着一个尊西周王朝为盟主的小氏邦。大骆的嫡子名成，庶子名非子。非子善养马，被周孝王台去服务，畜马于“（氵开）渭之间”,即今陕西（氵开）水与渭河交汇的宝鸡以西地区。因他为王室畜马有功，后来就由孝王做主，从大骆家族中别宗分支，以“附庸”身份被封在（氵开）渭之间的秦地，“秦”之名由此开始。再后来，由于西周王朝的衰落，非子一族难以立足于王畿之内。可能就在周厉王末年的社会动乱中，这支秦人被迫西迁至陇上，在今甘肃张家川、清水一带繁衍生息。而“秦”之地名，也按当时部族迁徙的通习，随族众而转移至陇上。秦人在陇上的力量日渐状大，而且此后再未放弃过对该地区的控制，故（氵开）渭之间的“秦”渐被淡忘，而陇上之“秦”却名显于后世。居于西垂地区的嬴人支族首领是秦仲，周宣王升封秦仲为大夫，鼓励他讨伐犬戎。结果秦仲战败被杀。秦仲有以庄公为首的五个儿子，要为其父报仇。周宣王派兵七千，支援他们继续与犬戎斗争，终于打败了犬戎，收复了西垂地区。从此陇上秦地与西垂地区联成一片，秦庄公因此也便有了“西垂大夫”的称号。秦人力量空前壮大，政治中心复归于西垂，西垂在秦人心目中始终具有祖邑邦基的地位。
那么，这个“西垂”究竟在何处呢？就是汉代的“西县”,位于“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处。汉代西县县治，即诸葛亮北伐初出祁山，因街亭失利而匆匆撤兵时所“拔”之西城，其地望不出西汉水中游今礼县、西和县交界地区。具体说，应在永兴、长道二镇附近。西和河（西建安水）在此与西汉水汇合，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河谷盆地。这里山川交错，形势开阔，气候温润，宜浓宜畜，自古至今为物产丰饶、人烟稠密的繁盛地带。以出产井盐着称于古今，又以骡马集散地闻名遐迩地的盐关镇（古卤城），乃这一河谷盆地的东大门，而大堡子山则守其西隅，易守难攻的祁山雄踞其中。在先秦乃至汉魏，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进关中、北襟河渭、南控巴蜀、西联诸戎的咽喉要冲。这正是古代方国立邑建都的佳地胜境。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无疑使西垂古邑地望更加明朗化。大堡子山距永兴、长道约七八华里，这正是先秦方国选择族茔的合理距离。大堡子山又在永兴、长道之西，合于《史记》秦国早期几位先公“葬西山”的记载。
大堡子山陵区所出众多器物中，目前已知铭文显示为秦公作器者，至少在15件以上，这里为秦公陵园是确凿无疑的。那么，这里埋葬着是一位还是数位秦公呢？秦公又是谁呢？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曾对该陵区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小墓九座，大墓两座（中字形、目字形各一），车马坑（曲尺形）两座。由此初步推测，这里可能是两位秦公的陵园。从所出器物工艺水平与纹饰、铭文风格看，存在明显的差距，决非一时之物。如有的制作精致，有的则较粗糙；有的含西周晚期的意蕴较浓，有的则更多地显示春秋早期的特征；铭文有铸成者，有錾刻者；“秦”字有的含“曰”,有的省“曰”等等。它们应出自不同的墓葬。从文献记载看，秦人祖先具有“公”的身份而又明确是葬于西垂的，共有四位，而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襄公和文化父子二人。那些时代略早，制作又较粗糙的器物，可能出自襄公之墓；而那些时代较晚，制作又很精美的器物，则可能出自文公之墓。襄公是秦第一个受封为“公”的国君，但他封“公”后，仅五年便死于征伐犬戎的战场上。是时秦之国势尚不稳定，还难以掌握纯熟精巧的青铜铸作技术；襄公丧事又极仓促，来不及作充分准备，故对随葬品的精美程度，不可能刻意追求。文化则全然不同。文公时代秦国不仅彻底打败了戎人，且已牢固地控制了关中。文公在位五十年，他越陇迁（氵开），辟疆拓域，循先祖之踪，承周人之业，奠定了秦国东向发展、日后逐鹿中原的基石。他又建立史官制度，重视民众教化，严格刑律法规，强化了国家体制。总之，文公时代是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获空前发展的时代。文公本人又是一个极重权位、声誉，虔奉神祖的国君，故其陵墓葬品之丰美、气魄之宏大，自非其父襄公所能比。而且，文公之葬与襄公之葬时隔五十年，只有这种较长的时差，方能显示出器形、纹饰与铭文风格的变异。因此我们认为，大堡子山陵墓的墓主，很可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下面介绍这里出土的文物。
重鳞纹秦公鼎
鼎原本是一种烹饪器，后来发展为古代贵族社会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祭祀或宴享时用以盛放肉类。因此鼎最能反映主人的身份和权力，成为“明尊卑，别上下”的实物标志，甚至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周代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用鼎制度，即依据贵族的等级，规定其所享用的鼎数，并以鼎为主体，配置其他食器。如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等等。一般情况下，大小不等的若干鼎并陈使用，称为“列鼎”.大堡子山秦公陵区出土鼎甚多，也均大小不一，合乎周制。
此鼎高41厘米，耳宽42.3厘米，腹径41厘米，口微敛，折沿平唇，宽厚方立耳略外倾，浅垂腹，平底，三蹄足带扉棱。颈部饰含目窃曲纹，颈以下饰三排垂覆式重鳞纹，耳饰长短时间的重鳞纹，足上部饰变体兽面纹。器腹内壁有两行六字刻铭：“秦公作铸用鼎”,“秦”字下部双禾而省曰。这种宽垂腹、粗蹄足、方立耳鼎式，为西周后期到春秋早期的器型，腹壁垂斜度特大而腹特浅，则为秦鼎常见特征。主饰重鳞纹及足部之扉棱，都显示出此鼎为该陵区器物中时代较早者。
此鼎以及该陵区所出其他青铜器表明，从铸作工艺到形制类型，秦人皆师法周人。尤其是纹饰与铭文风格，几乎全是对周器的承袭。只不过那时秦上升为诸侯的时间尚短，其青铜铸造技术还未臻成熟，没有完全掌握周人已相当熟练的内范悬浮法，器底垫片较多，器壁厚薄欠均匀，纹饰与铭文也缺优秀周器那种流畅典雅的神韵。但主要纹饰采用窃曲、重鳞、波带、兽面等，却完全是当时周器流行的纹样。铭文风格同西周晚期字体略有差别，布局也不十分规整，但笔势劲挺，字态秀丽，已无波磔，与西周器《虢季子白盘铭》的风姿一脉相承，实开日后玉箸体的先河。
波带纹鼓腹鼎
鼎高20.5厘米，口径23.1厘米，折沿平唇，口微敛，方立耳，鼓腹，浅腹，浅弧壁，圆底较平，三蹄足。腹壁上层饰含目窃曲纹，下层饰波带纹，两耳饰重鳞纹，蹄足上部饰兽面纹。此鼎浅腹、粗蹄足，体现了春秋秦器的基本特征。纹饰颇具个性：其窃曲纹虽含目，但目形之左右图像并不对称，细审之，实乃一变体凤鸟形象，只不过夸张了其华丽修长的冠羽而已。足上部所饰兽面纹构图繁复，全无商周时代兽面纹恐怖神秘的气氛，已呈明显的图案化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秦人的青铜工艺虽袭周之传统，但在器型与纹饰上已有变化，正在形成秦人自己的特色。
蟠（虫兀）纹、凤鸟纹编钟
编钟是盛行于周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分斜挂的甬钟和直悬的纽钟两类，后者时代晚于前者。编钟的基本形式是有一个含瓦形扁体共鸣箱。一般编钟都有两个敲击点。产生不同音频的两个音，一个音在鼓部中心位置发生，一个音在鼓侧发生。这样，在钟的枚数较少时，亦可秦出较完整的音阶。大小不同的几枚钟，按次序配列为一组，故称“编钟”.早期的编钟，多以三枚为一组；后来枚数渐增，甚至有十余枚为一组者。秦人西垂陵区所出这套编钟共9枚，分组情况不明。依次察其尺寸比例，疑其间尚有缺失者。
最大一钟，高25.5厘米、铣距16.8厘米、舞宽14.7厘米；最小一钟高14.5厘米、铣距9.7厘米、舞宽8.5厘米。这是一套阔腔短纽浅于式编钟，钟体宽而于弧浅，扁方体矮纽，三排乳枚间夹两条篆带。篆带饰细密的蟠（虫兀）纹，鼓部正中饰图案繁丽的对凤纹，纽上饰类似蟠（虫兀）纹的双线对曲纹。一般认为，蟠（虫兀）纹饰大量出现在春秋中、后期，但秦国的情况较特殊，春秋早期的秦器上，即常用勾连状蟠（虫兀）纹。这套编钟即为一例。秦人为东夷鸟图腾部族的后裔，秦文化中表现出鲜明的鸟崇拜情结，故秦人器物上喜用凤鸟纹饰，在钟、（钅甫寸）等乐器上尤为多见。这套编钟鼓部饰对凤纹，亦为一例。此钟钲面除锈颇重，细察似有铭文隐痕。鉴于编钟系公安部门在陵区当地的缴获品，故有可能是盗墓者因除锈方法不当而将铭文给“除”掉了。
蟠螭纹、兽面纹（车口）辖
马车在古代上层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先秦，贵族们作战、巡行、出访以及日常社交活动，都离不开马车。当时盛行车服制度，马车的规格与装饰被划分为若干等级，人们只能按自己的身份乘用相应的马车。因此，马车和青铜礼器一样，也是贵族们显示地位与权力的标志。马车的关键部位是轮与轴承。为了保护、加固轴头而套装在车轴两端的筒形器，叫作“（车口）”;（车口）和轴端有长方形横穿孔，插入此横穿孔将（车口）固定于轴端的条状器，叫作“辖”.（车口）辖配合使用，除了保护轴头外，还起防止车轮脱落的作用。
这是一对春秋前期的青铜（车口）辖。（车口）长13.2厘米、口径5.5厘米、辖长11.2厘米。（车口）中部饰三周横沟纹，（车口）端饰一周横列式重鳞纹，横沟纹与重鳞纹之间，饰蟠螭纹。辖的销挡铸作有角的兽首，销尾为斜面。秦人自古以善畜马御车着称。对马车的制作与使用，有久远的传统。两座秦公墓皆配有规模相当大的车马坑，其中一座车马坑长达110米。在西汉水南岸圆顶山秦墓区发掘的中型贵族墓，也配有车马坑。所以，流散于社会并常见于文物店柜摊点的秦车马饰件，数量甚多。其类型之纷繁，制作之精巧，常令人惊叹不已。
口唇纹羽瓣形金饰片
韩伟先生曾在1995年第6期《文物》上撰文，介绍他在巴黎所见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一对金虎和各种金饰片。其中有8件金饰片为（氐鸟）枭形，高达52厘米，宽32厘米。（氐鸟）枭钩喙、环目、凸胸、屈爪，通体饰变形窃曲纹。余为多种形制与纹饰的小型金饰片，有口唇纹鳞形者，有云纹圭形者，有兽面纹盾形者。据说数量甚多，仅韩先生过目者即有34件。韩文发表后在文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秦西垂陵区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关注。这类小型金饰片，甘肃省博物馆也陆续征集到近20件，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陵区进行清理时，又获得盗余的金饰片7件。它们大小不一，一般长度在7.5至12.5厘米间，宽度在3.8厘米至9厘米间；最小的一种饰竖条纹，长4.2厘米、宽1.1厘米。在以上所述三批已知的金饰片中，以口唇纹羽瓣状（即韩文所谓“鳞形”）形制所占比重最大。这里所介绍的即为此类金饰片中的一件，它长11.9厘米、宽8.8厘米，略呈长方形、但有一短边作流波状，恰似四则运算算式中的大括弧。与之相对的平边一端的两角处有不规则穿孔，显然是曾被钉于木质器物上而留下的钉痕。片内以冲压技法造纹饰，外层饰两周与金片轮廓平行相似但一端不封闭的口唇纹，内饰两组重环式口唇纹。一角存有朱砂残迹。
这些金饰片，虽经两千七百多年的黄土埋蚀，如今仍熠熠耀目。它们是秦公棺椁上巨大金鸷饰形的组成部分。韩伟先生介绍的（氐鸟）枭形金片，其实只有金鸷的头，胸部，而鸟身与鸟尾的羽瓣，则由许多口唇纹鳞形金片松成。可以想象，当年由它们组合而成、饰于椁面的一对对大型金鸷，是多么辉煌壮观！如此华贵、灿烂而独特的椁饰，只能用秦人的鸟图腾崇拜来解释。这些金饰片隐含了秦人卵生的远古神话，为秦人的族源作了最具说服力的实物印证。
西垂陵区所出数量惊人的金饰片，除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外，还启发我们思考秦人所用黄金的来源问题。从今日矿产分布情况看，西汉水流经的礼县、西和县，乃至范围更广一点的白龙江流域，是产黄金的，而且是产较易于发现和开采的沙金。据此推测，秦人饰片使用的金子有可能是附近生产的。
云纹圭形金饰片
此片长13.4厘米、阔端宽7.1厘米。窄端为两斜边构成的大钝角，呈玉器中的圭形，但圭首不甚规整。片中部突起纵向微棱，以中棱为轴，用冲压法对饰两组简洁的云纹。四角无钉孔，用途不明。金片正面涂有朱砂，残存十分明显。在某些随葬品上涂抹朱砂，是秦人墓葬中多见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