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在明末大儒顾炎武看来，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在他眼中，“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这与一般民众无关，“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只有懂得“保天下”才能懂得“保其国”。（《日知录》, 卷十三,“正始”条）。这种将文明优先于政权的普遍认识，成为中国虽时常沦陷于敌国之手，而照样以坚韧的文化同化侵略者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成为入侵者分化瓦解抵抗力量、“识事务者”为自己的不抵抗寻找理由的最佳借口。正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另一份文告宣称的:“三皇治世，五帝为君，推贤让能，皆揖让而有天下；柔远亲迩，以仁义而待闾阎。诚谓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我兵将西征，始为天下来耳。”字里行间与中华文化丝丝入扣，吃准了中国人的心理，这与满清入关后尊崇孔子、拜祭孝陵（朱元璋墓）从而有效化解了汉人的抵抗意识，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这样的“天下”观念下，中国主权概念的形成便比日本要滞后许多，对西方的防范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率众狼狈出逃，在英法拟订的善后条款中，他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所表现出的愤怒，远甚于割地赔款，这种将“面子”看得比“里子”更重的做法，恰恰正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何以在频繁的列强侵略下仍难以发育的关键。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都被撕开，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语）。

相比较中国拘泥于幻象中的“中华天朝”，日本人并无此类历史包袱。在明治维新后，他们便直接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当中国还对主权懵懂之时，日本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家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并将利益线定位在朝鲜。军事之外，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大声呼喊:“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使日本成为金钱之国的办法》）“我辈不要责难人欲，限制人欲，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元素。其欲越多，心之动亦越多；其欲越大，其志亦越大。”（《寄希望与后进生》）这样毫无掩饰的呐喊，其对民众的唤醒作用，是相当强大的。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质上亦无非是解放人欲而已。

在这样的强力动员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在阐述“利益线”时，就明确说保护利益线一靠军备，二靠教育，“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

甲午战争后，日本思想家幸德秋水还在痛心疾首地呼吁:“大概我国政界的腐败、经济的不安，以及德教的颓废日甚一日，这些都足以使国家趋于危亡之运，而我国民的麻木不仁却几乎到了极点”，“呜呼！国民若不及早从其昏睡之境觉醒，我国家之前途奈何？”（《国民的麻木》）而此时的中国，也开始逐渐从昏睡之境觉醒。

国家与民族:为谁而战

受日本启发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词，最后成了召唤抗日的旗帜；被日军铁蹄激发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最终选择了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抗争对象。

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

著名诗人哥德在德国统一前，曾说:“我们全都支持腓特烈大帝, 但普鲁士与我们何干。”（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 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库恩（Hans Kohn）指出:“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