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

尽管明治维新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天皇的权力根基却是不稳固的，难以形成如中国皇帝那般的“朕即天下”。为了巩固政权，天皇也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可对抗西方强权、内可树立天皇“新权威”的重要途径。为此，天皇必须向诸侯乃至社会公众让渡部分权利，而这种让渡本身恰恰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相吻合。

在作为明治维新发端的《五条誓文》（1868年）中，几乎都是关于权利的共享: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言，不仅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维新改革奠定了法理基础，实质上也是一场相当彻底的自我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此时远比日本强大的大清，一直到了王朝末日都难以痛快地向民众进行类似的政治宣示，惶论真正让权。

天皇的“买卖”十分合算，他向公众让渡了本被幕府攫取的权力，换取了全民的效忠，以及“万世一系”的皇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牢固地位，并推动了和国家在体制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解放。与此类似，明治天皇也开放了舆论，报刊迅速成为对政府的强大监督力量甚至是反对力量，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参考拙作《日本满清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天皇同样用新闻自由换取民心和民智，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开明的新形象。

而在中国，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戊戌变法的本意是想推行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但势禁形格，却酿成一场流血政变，并最后导致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走向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另一保守、顽固的极端。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很根本的一条，就是既得利益者没有开放权力的诚意，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满清这一极端落后的“部族政治”，为了维持其小团体的利益，而死死抱住旧制，直到被强力推翻。

陈独秀曾在《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 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 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 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 人民权利, 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 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 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 其目的在保障权利, 共谋幸福, 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 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 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 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 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 内无以保民, 不独无以保民, 且适以残民, 朝野同科, 人民绝望”，不爱也罢。

这些振聋发聩的论点，虽然未必能被很多人（包括今人）认同，却在其后的近百年来，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历来的当政者，令他们在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动员民众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驱除鞑虏与五族共和

相比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呱呱落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先天的难题:满汉之分。对待满汉关系问题上的不同见解，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激烈论争的主题，也成为大清精英社会进一步“撕裂”乃至“内讧”的原因。

满清入关，定鼎中原，尽管经过历代帝皇的精心调理，满汉深层矛盾还是难以解决，这其实牵涉到最关键的政权基础问题。满清既决心将政权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则汉民族的沦陷感便难免被一次次地激发出来，作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为野心家的旗号而已。清史上的历次动乱，几乎无一不是打着“反满”的旗号，无疑，当时的“反满”与日后的“抗日”，在“政治正确”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战争战败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异的“双胞胎”。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有学者另将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分列出来，认为他们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