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躺着一封厚厚的来信，看笔迹是野草寄来的，野草已经有许多年没有音讯了，这回，她寄给我什么，写给我什么呢？
 

    认识野草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她在我老家乡下一个镇里的镇政府当播音员兼打字，才二十岁，正是如花的年龄。如花的年龄总有许多如花的梦，当时她正痴迷地恋上了写诗。
 

    我去她那个镇，是去采写一篇报告文学，稿子写好了，便送去请野草帮忙打印，许是野草惊异于我的“文采”，以为我真是什么大作家，也顾不得羞涩，慌乱中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叠诗稿，虔诚地请我给她润色。
 

    稿子我当然改了，这般清纯的山里妹子如此信任于我，我自然改得认真，改得买力。野草感于我的真诚，在我临走的前夜，红着脸塞给我两盒“大前门”香烟，算是对我的报答。她说她太没钱，要不至少送给我“两条”。她说这话，说得真诚，也说得苦涩，也是，那时她的工资还才三十几元，还要资助她正上中学的弟弟和年老体衰的母亲，其经济的拮据是可以想见的。
 

    以后便有了联系。
 

    隔不了多久，她就寄几首诗来，诗写得忧郁、伤感，常常牵动我的情肠，比如“你遥远地祝福/你的祝福厚厚的/附着北方洁白的雪/寄给我/从黄昏读到梦乡……”比如“我不能随时/读懂你的心声/尽管你在北方/遥远的把我坦咒。”比如“我知道我的邮票/走，也走不进/你的门/可你紧闭的窗口/却依然把你的伤心/透露给南方的/我的/落叶将尽的枫树林……”
 

    最初的几年，我们除了书信往来，偶或也见见面。见面也多是谈诗，每次都谈得颇为投机，籍此，也对她这个人多了些了解。
 

    野草写诗，并不图发表，她在镇里当播音员兼打字，也不总忙，有空了，涂上几笔，真实地记下自已的心灵感受，然后用打字机打在一张张精致的纸片上，逢到春节、元旦或其它什么节日，便一一寄给她自以为要好的朋友，有些诗写得相当不错，有朋友不断鼓励她寄给报刊杂志试试，她听了，总是不经意地笑笑：“不行，不行，我一个初中生，哪能入得了门？”以致于写了上百首，居然没往外面投寄过。
 

    野草写诗，无技巧可言，有感而发，极随便地写下来，写得平白如画，然又韵味悠长，短短的几句，或浓或淡，总有种朦朦胧胧的美感动人心弦，慑人魂魄。当然，她也有写得极苦的时候，极苦是因为写出来的句子，总是难以表达她心中想要表达的意思，有时写着写着，生气了，手上的铅笔、元珠笔、钢笔，不管价值多么昂贵，她都不惜折断。由此可见，她写诗，说是随便，其实也不乏锤炼。比如：“晨曦里/我把余温犹烫的心灵/从野外收回/别在另一张回程表中/对昨夜/伏案重读。”比如：“要知道/蒙住你的眼睛的/是夏季里的黑血/那从妇人嘴角溅出的东西。”比如：“你离我而去/将重重的/受伤的感觉/把我圈进地狱……”象这样字字见彩的句子，不下一番功夫，能够写出来吗？那时我常想，她若能长此以往坚持下去，即使不成名，也会有成就。
 

    可她居然没有再写了。
 

    可她居然没有半点声息了。
 

    我曾多次去信询问，但都没有回音，近几年才隐隐得知，她十多年前就离开了镇政府，是跟一位“大款”走的，据说走得很突然，连谁都没有告诉，直到十七、八年后的今日，我的书桌上才躺着一封她迟迟的来信……十七、八年啊，野草，你都去了哪儿？你现在过得怎样？我捧着这封沉甸甸的信，迫不及待地撕了开来——
 

    信封里除了有信，还有一份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信是这样写的：

    江老师：您好！
 

    原谅我十七、八年没给你写信。没写是因为我不能写，也许你不知道，十七年前我己跟一位“大款”去了迢遥的南方，我以为他有钱，我更有条件爱诗，可我错了，他有钱，但不爱诗，他只要求我陪他应酬，陪他跳舞，陪他打牌，见我写诗、看书就撕就扔，更不允许我与家人以外的人写信通电话，九七年，我实在忍受不了与他离了，因怕人笑话，只好去到一个远未人知的偏僻小村，与一位农村青年结了婚……

 

    这些年，我们夫妻齐心协力办起了一个家庭养猪场，不愁吃穿了，手就发痒，居然拿起笔来写了一首诗，丈夫怂恿我寄出去，我也就斗胆寄了，没想到，居然还登在《农民日报》上……

    我打开报纸，她的诗发在《农民日报》副刊的极显眼位置，诗中没有了忧郁，没有了伤感，有的，是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的，是一个新型农民的志气和豪气。看罢信，读完诗，我的内心竟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此刻，我真想立即打点行装，去那个至今还鲜无人知的偏僻小村看望她，十七、八年的风霜，也许早已改变了她的容颜，但我想，她的心灵，一定还会如当年那样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