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民，散文家。初中肄业插队。中专学英语，大学学油画。曾任甘肃金塔县中东中学教师，酒泉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学报《丝路论坛》主编，高台县委副书记，甘肃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漳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定西行署副专员，甘肃省人口委副主任，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宣传组副组长，中国国土资源报党委副书记，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现为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有多篇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诗歌发表于《美文》《中国作家》《中华辞赋》等刊物。曾获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赞化杯”全球华文散文大赛三等奖、中国记协党报副刊作品一等奖。
■陈新民
一
三十年前，我在甘肃省委组织部研究室编辑刊物。一天早晨，顾永光主任通知我去部招待所接受新任务，看我神情疑惑，他笑吟吟地补充道：“好事，叫你画画呢。”
原来，我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前夕，给兰州友谊饭店绘制了一幅巨型风景油画《麦积山》。饭店一位负责人后来调省委组织部招待所任职,得知我也来部里工作，他多次向部领导建议，要我给部招待所画一批油画。
一去三个月时间，我画成四幅油画，三幅风景和一幅以人物为主的广告，画面都有十几平米。我还给餐厅画了十幅一平米见方的静物写生，十幅静物我下得功夫最多。出进餐厅的人们，对这些画多有好评，欲重金购买者也不乏其人。
二
一直学画、本应从艺的我，怎么会去组织部工作？话，还得从两份刊物说起。1986年，我在甘肃酒泉教育学院担任院长办公室主任。学院又让我兼职创办学报《丝路论坛》。酒泉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理论刊物。编《丝路论坛》第二期时，我从投稿中选用了颇有学术分量的《胡适中庸思想研究》。这篇稿件是学哲学出身的地委副秘书长杨利民的作品。他拿到样刊后，对作者阵容、学术水平、装祯风格很赞赏。
不久，甘肃省委组织部开始筹办《组织人事学研究》。试刊印出，征求各方意见。已任敦煌市委书记的杨利民来省上开会，看到组织部领导拿来试刊，提了些意见建议，并推荐我来做编辑，说我正把《丝路论坛》办的风生水起。当时，我是全省最年轻的学报总编。
决策创办《组织人事学研究》者，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流萤。我到部里一年，他又转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年里，我们没有过工作交集，见面只是在组织部全体干部大会上一次。我坐在后排远远看去，他穿笔挺的铁灰色西装，隐花领带打的中规中矩，背头梳整、广额长脸、目光含笑，鼻梁上架着时兴的眉毛眼镜，讲话音调不高，语速不快，不像发号施令的大员，倒像举止儒雅的教授。三十年之后，写这篇文章，我脑海了映现起最初印象，觉得不称他的官职，称先生更合适。
三
1990年初秋，辽宁省委一个领导来甘肃出差，走进组织部招待所餐厅，在我的画前徘徊许久，对陪同的流萤先生说，这些油画很专业，有较高艺术水平。招待所长插言，作者就是我们部研究室的。辽宁客人建议先生收藏我的作品。过了一段，先生的秘书小苏给我说及此事：“你给领导画一幅画咋样？”这当儿，张掖地委文件已发，我马上要赴高台县委任职。作一幅像样的油画，怎么也得十来天，行前显然没有时间。能不能允诺以后再画？此去山也迢迢，路也遥遥，将来还能不能转回画布前？
四
九年后，流萤先生已经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置上退了下来，我也不再兼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盛夏，他专程来漳县研究古代遗存的石碑，带人在文化馆拓了二十几片汪氏元墓群的石碑。他特别赞赏曾任河南布政使的清代漳县诗人王宪的《贵清山放歌》碑，说诗文美、书法美、笔力遒劲，体势完美，是少有的精品。他兴致勃勃地给我和陪同而来的地委组织部领导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讲起历代陇中书法名家，讲起碑学、拓片、刻艺。他还顺便点评了我撰的遮阳山山门对联：“表现生动、颇有气势，对仗也工稳，但是上联要以仄声收尾才合乎格律。”于此，我才知道先生正主持建设兰州碑林。
先生在省委组织部、人大系统两次当我的领导，却是第一次和我面谈。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县况，着重汇报了两年来，我们举全县之力，进行治理荒山退耕还林的工程。先生从干旱山区农家走出来，对植被破坏生态恶化感触犹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你们这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啊，为本地老百姓谋远的，干实的。不简单！”他相当了解“国扶”贫困县的条件之艰苦，任务之繁重，做事之难心，指着我给在座的人说，组织上选一个贫困县县委书记，要比选一个厅长慎重。还说，在贫困县任职，特别能锻炼人。我接过话头：“定西和我同时上岗的几位县委书记，已经锻炼了五个年头，而我们县的友好区却换了的四任书记，富裕发达地区的干部‘小步快跑’已成惯例啦。”这话听起来有点像抬杠，地委组织领导略显尴尬，先生没有责怪之意，淡淡地笑笑：“呵呵，你也是从组织部下来的……”
话题又转向生态建设，我说：“十年树木，如果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再来漳县，一定会看到荒山变绿山。”
2016年，漳县原政协副主席、漳县县志主编张守礼先生在署名文章中写下:“昔日荒山秃岭上，莽莽苍苍的林海，展示了全县人民‘壮志绘山川’（甘肃日报关于漳县退耕还林的长篇通讯报道题目）的伟大成就，验证了当年县委的正确决策。”
满山青翠也应验了我给先生的展望。
五
在定西工作期间，有天下午，地委书记和专员分头叫我，“流部长来了，一块坐坐。”那年月接待兴跳舞，饭吃完，餐桌往边上一拉，餐厅就成舞池。先生和夫人李凡英跳起华而滋，俩人配合默契，舞步从容优雅，很有绅士范儿。陪同先生来的人说，人家两口子五十年代就是新闻界的名流，老汉还是甘肃日报创办人呢。
跳了几圈，俩人把我叫到僻静处坐下拉话，先生直奔主题：“小陈啊，一个县委书记，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用于支应县上工作都不够用，是不是？所以嘛，那次在县上，就没和你说画画的事。”
“现在就不同了，你在行署的分工是不轻松（管人事、财政、办公室、商贸等）这些事换其它人照干，毕竟是副职嘛。不像县上，少了书记当下就不成！我们建议，你现在该想想怎么回过头来搞艺术、画油画了。你才四十几岁，有那么好的专业基础，又有这些年丰富的生活体验，把画笔拿起来，一定比在行政上干下去更有作为。”先生从我老师那里得知，我是1978年第一名考进师大美术系的。
先生说：“当过县委书记，就算把官做了，仕途能走多远？现在应该能看清楚了，找合适机会退身画画吧。”他曾经是全省最大的管官的官，对我没有一句官腔，好似“反弹琵琶”一席话，坦荡无忌推心置腹，每个音符在我心底激发强有力的回响。是啊，从走仕途的角度，最艰难、最劳累、最富于挑战性的阶段，已经走过了。说了算、定了干的阵势，无数次地经过了。下一步怎么走？能不能走回画布前？
和先生第二次谈话后，我开始留意退身时机。
六
定西在全省最后一个“撤地设市”，于是，我成了甘肃“末代副专员”之一。组织部来考察干部，分头征求我们几位“末代”的去留意向。我提出回省城去，找个文化艺术单位工作。心里想着流萤先生的指点，看能不能走的离艺术近一点，便于适时退身。
过没几天，岷县山区发生5.2地震。我奉命急赴现场指挥救灾。白天，我们疏散安置灾民，组织抢修道路、拆除危险建筑；晚上，我和大家在帐篷里挤热和（抱团取暖的意思，高寒山区天气很冷）。在灾区，手机没有信号，和外界联系靠无线电报。直到险情基本排除，救灾工作理顺后,我们才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出山来。车行至有信号的路段，看到知情人两天前发来的短信，说我的新岗位已经定了。
很快，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领导组成的谈话组，把我们那一拨变动岗位的干部，叫到省委例行谈话。对我，他们先重复了几段考察材料上的表扬话，然后说我当过县委书记，熟悉基层社情民意，又在行署分管综合工作，熟悉面上情况。派我去执行国策是合适人选，是组织从全局出发做出的慎重决定。于是，我去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任职。
行进仕途，一方面犹如穿起安图生笔下的“红舞鞋”，走向和步子都不由自主，所谓“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另一方面真要下决心脱开它，又不免左顾右盼。所以左顾右盼，是为格局所限。
七
我到计生委一年后，被中组部抽调到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任宣传组副组长。来京不久，有次在甘肃省政府驻京办大门口台阶上偶遇流萤先生。那天太阳很厉害，先生无意往荫凉地儿挪动挪动，就势站在明晃晃、热辣辣的大太阳下和我谈心：“你能来北京是个机遇，北京有文化大码头，搞艺术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全国油画协会的领导，先前也是组工干部，你如果要‘归队’的话，我可以引荐……”先生给我一种长辈的、而不是长官的关切。我实话实说：“现在是借调，正式进京后能有多大选择不好说，但你的话我一定记住。”
我根本没想到，我俩的第三次谈话，竟是最后一次。以后才知，先生那时已沉疴在身。在生命倒计时情况下，他仍不忘提掖后学，言之谆谆意之殷殷，令我难以忘怀！
来京后，我经历三次换岗，好像总在履新，直至到退休，终归没能回应先生的期待——脱下“红舞鞋”，走近油画布。
八
先生反复动员我回归艺术的那些年，他主创了美轮美奂的大作品——兰州碑林。他退休以后，避开光鲜处、远离名利场，扑下身子在历史文化园地深耕，为甘肃文博事业拓荒。他为了碑林，风尘仆仆行万里，孜孜矻矻阅千卷。建设者们每每回忆起先生的付出，不约而同地用了“事必躬亲，呕心沥血”八个字，这是真实写照，是共同心声。
屹立于黄河之滨，白塔山西峰的碑林建筑群，是中外来客游历兰州必去的胜景，是彰显甘肃文化自信的标识。大画家、书法家、中央美院教授朱乃正生前说过：“不论是建筑、设计、安排，包括它的内容收集范围之广，我觉得，它不光在甘肃，在整个西北，甚至在全国，是少有的。”
《鑫报》和《神州书画报》联袂推出的《流萤先生与兰州碑林》一文，很抒情地昭告广大读者：“你看那石碑无语，却组成一幅甘肃悠远历史的长卷，而持如椽巨笔写就这篇兰州碑林大章的人，就是流萤老先生。”。
类似文章评说很多，流传最广的一句，来自甘肃日报记者梁军的采访报道：“碑林在山上，流萤在心中”。这话将与碑林共存。
先生曾经这样自白：“说来惭愧，我这一生，虽然主要从事文化工作，自己也热爱文化生活，但是出于历史的误会，年纪轻轻就当官……写了些什么，主编了些什么，为数寥寥。”事实上，他退休之后不仅走出了历史的误会，还与自己主创的大作一并走上了历史的亮处。
回想起来，先生反复动员我专事绘画，是将心比心，是希望我不要重蹈他曾经的“历史的误会”。
回想起来，他的指点：“仕途能走多远，现在应该能看清楚了。”既有世事洞明的深刻，亦有官情练达的睿智。
他的格局，他的情怀，是与一般“管官的官”不同。在他心目中，文化艺术始终有着很重的分量。他坚持认为，对于我，艺术比官职更重要。
我负丹青，也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我回到兰州，行走于熙熙攘攘的南滨河路，透过奔腾不息的白马浪，仰望巍峨的碑林，心头掠过一抹怅惘。
2019年1月19日写成于北京广通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