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玫瑰谱成曲子歌唱，自有一种美；把最后一朵变成音符，则为天地间的一首绝唱。

　　若有人要我列举10首我最喜欢的中外民歌，我定会将《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算上；

　　若有人限我列举3首，我也会将她算上；

　　要是有人十分苛刻，只允许我选出一首，我就会迟疑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将桂冠戴在她的光圈环绕的高贵头顶上。

　　别的理由不必多说，光《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个标题便是天地间一首最为妙绝的千古绝唱。玫瑰已是可爱至极，最后一朵，尤其珍贵。在我看来，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和天鹅之歌都是同义词。

　　爱玫瑰，爱天鹅，是人类的天性。不爱玫瑰和天鹅，难道还爱蚊子和臭虫吗？因为有了爱憎之分，这个世界才成其为世界。

　　在我们短暂、变幻不定的一次性的人生中，在这个不可逆过程的世界，一件最后的美好东西总是能给人永久的回味，无限的眷恋和牵肠挂肚的印象。

　　天边最后消失的一缕晚霞，枫树上最后一片不住颤抖的枯叶，牧草地上最后一颗露珠，在故乡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掠过长城山谷最后一只飞往南方越冬的孤雁，小学最后一堂语文课，最后一班地铁里的最后一个吻，最后一次在湖畔柳树下的约会……都是刻骨铭心的，令人不能忘怀的。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英文歌，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原名《布拉尼丛林》（1790年），1813年由托马斯·穆尔重新填词。贝多芬和门德尔松都曾根据它的优美旋律写过改编曲；贝多芬将它收在《爱尔兰歌曲20首》中。门德尔松用它写了一首钢琴幻想曲（作品第15号）。德国歌剧作曲家弗洛托夫在《玛尔塔》这部着名的作品第二幕作了这样的安排：村民隆涅尔倾心于玛尔塔，于是偷取了佩戴在她胸前的一朵玫瑰花。他请求玛尔塔为他唱一只歌，然后才肯把花归还给她。于是玛尔塔便用德语唱了一曲《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从此这首歌流传更广，一年四季被欧洲人歌唱。

　　这许多年，我也学着反复地哼哼唱唱。有时用英文，有时也用德文；当我独自一人穿过一片鸟雀晚归的树林，我就改用口哨将它从头到尾地吹出来。遇上这种情形，便是我的情怀最容易蠕动，万千心事难寄的惆怅时刻。

　　这许多年，我喜欢上一首歌或一部小提琴曲子，都是“一见钟情”的结果，好像用不着要有个反复熟悉、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每每一次“一见钟情”,都是心灵的一次绝对美的颤抖。《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于我永远都是这种性质的颤抖，永远都是心弦的暗中共振，不论我在哪里，或骑车走过乌鲁木齐和华山路一带，或坐在某家餐馆同三两好友一起闲聊对酌，只要这首外国民歌一响，我的魂便会无条件地全部交给她的旋律和唱词，听任她摆布，如同月光底下的一片树叶被晚风随意拨弄。这时候的我，就会像一个梦游者因进入角色而跌跌撞撞：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有许多人是从西德电影《英俊少年》那里熟悉《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我和这首民歌的相识年代却要追溯到30年前我的学生时期。

　　1960年元旦聚餐，有个同学为了给大家助兴，特意用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英文歌：《The Last Rose ofsummer》（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我一下子就被它所特有的忧伤中的甜美旋律给镇住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主要还是词曲交融，似诉歌者平生不得志。那是一百多年前爱尔兰人借托夏日最后一朵玫瑰之口，说尽自己心中无限事。中国古人有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一二。”其中第二段歌词最动我情：

　　“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孤独地留在枝头；

　　愿你能跟随你的同伴，一起安然长眠。”

　　必须承认，在东西方民族的精神世界里，确有一些共通的为之而死、为之而生的永恒的主题。

　　我从未亲眼见过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尽管我跟在羊群的后面，爬过山坡，穿过峡谷有整整六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但是我不止一次见过夏日最后一朵“勿忘我草”和紫罗兰。他们因为无法忍受夏季高温的煎熬，便先后凋谢、枯萎、死去，完成造物主给她们规定的生命循环圈。

　　我曾把山坡上的夏日最后一朵“勿忘我草”采摘下来作为一种象征收集在一本数学书里，后来将它夹在一本《叶赛宁诗集》里送给我心中惟一的爱。

　　花开花谢，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动植物各自完成自身的生命循环圈，本无所谓忧伤，也无所谓悲哀。但人类总爱将大自然人格化，将自己的丰富感情移植到山川动植和草木昆虫身上。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便是一次优美的移情和人类情感的卓越外射。

　　我鼓吹、赞同这种移情和外射。没有它，我敢说整个音乐艺术世界就会萎缩得不成样子。兴许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也会因为没有灵感和冲动而渐渐死去。物理学史上着名的“最小作用量原理”便有这种移情和外射的成分：光线就像一个必须到达目的地的疲倦报童，仔细选择一条最短路程通过。

　　正是这移情和外射，把我乐而不疲地引进了光学奇异的世界，恰如爱尔兰人将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染上了一层孤独和忧伤的色彩，教会我对野玫瑰、紫罗兰和“勿忘我草”怀着一种特有的怜爱和柔情。

　　“文革”期间，有年夏天我们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割麦子。收工后走在田野的小路上，看到周遭的闲草野花，我便情不自禁地哼了几句《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有位老“左”马上站到我面前来进行大批判：“赵鑫珊，你还唱外国资产阶级的歌！”

　　“这是爱尔兰民歌。爱尔兰人都是资产阶级吗？恩格斯的妻子也是爱尔兰人，说不定她也爱唱这首歌。”我冒着风险当面顶了几句。

　　玫瑰是人见人爱的花朵，不管是在爱尔兰人眼里，还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对夏日即将凋零的最后一朵玫瑰寄以无限同情、希望和厚爱，是我多年和这首民歌的最深沉的一层关系。

　　其实我主张每个现代人的内心深处都应当有一朵永不凋零的玫瑰。有比没有要好得多了。有了，才会活得洒脱、豁达、自在，将灵魂的灼热和烦躁转化为清凉。

　　有人说，这叫浪漫。我就爱这股子浪漫劲，爱幻视、幻听、幻觉，自得其乐。

　　如果这也是哲学，那么，这哲学便是《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首民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教给我，指点给我的。

　　我确信，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会造就一个诗人，恰如冬天最后一片梧桐树叶会造就一位哲学家。前者热情，奔放；后者冷峻，宽广。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