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历逐渐丰富起来,到了许多以前没到过的地方,惟有山顶水池是我最想去却不可能去到的地方。
水池在山顶上,水泵每天把沟底的一股泉水抽上去,供山下全队的人用水。每当水泵房开动,通向山顶的水管便有节奏地唱开了小曲,那是我童年的美妙乐曲。水管通过我家那排房子,是我可以爬到的地方。顽皮的小伙伴们可没有耐心和我一起欣赏乐曲,他们顺着管子往山顶跑,不一会儿就见不到影子了。我就仰起头,把耳朵贴在水管上,插入山中的铁管在我的眼中渐渐模糊了,和蓝天融在了一起,和白云融在了一起……我的好朋友建军和志春每回到山顶水池,总会给我带回些好东西:比如"东南西北",那是一种虫蛹,有小指尖那么大,深棕色的壳紧紧地裹着,象个襁褓里的小婴儿,头却会动。小家伙们围成一圈,大叫:"东--!""南--!""西--!""北--!"每叫一声,虫蛹的头都会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比如"茅针",就是茅草还没有露头的穗,洁白、细嫩,还有些许微甜,小的只有针那么细,大的也超不过筷子粗,那可是好吃的东西。还有,就是他们通过茅草的通道冲锋,敌人根本发现不了;还有,就是他们在平坦的水池顶上战斗,用包谷核当手榴弹。他们大吹特吹,真让我羡慕死了。
姐姐是家里老大,只大我八岁,因为营养不良--那个年代多子女家庭有几个营养充足的?--又矮又瘦,父母亲一般不让她背我,怕摔着了。有一次发山火,半边天都烧红了,空中飘着黑压压的草屑灰,人们一片惊慌。这是当地老乡烧荒引起的,在我们野外地质队是时常发生的事。有一年1坑道那边山火烧到了工棚,东西全部毁了不说,还烧死个孩子--姐姐当然是知道这个故事的。当时父母亲不在家,只剩下年迈的奶奶和不会走路的我。姐姐背起我,牵着奶奶,把她最心爱的红棉衣披在我身上,下了很大一道坡,转移到了篮球场的中央。在十几岁的姐姐心中,这些就是她的珍宝了。据说当时我在姐姐背上还操着浓重的老家乡音(母亲带我回老家两个月,我就学了一口乡音)感叹:"乖乖,好大的火哟!"
姐姐背着我转移,包括我那句着名的话,我是没有一点记忆了。我记着的,是有一天姐姐背我到了山顶水池,至于为什么背我上去,什么时候上去的,全然模糊了,按理应该是那次转移之后,但没办法在姐姐那儿求证,她不记得有这回事。
……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包括我爬在地上时和我一般高的慢慢踱步的大红公鸡,包括我伏在地上一抬头就能嗅到香味的胭脂花,包括我在父亲背上看到的高高的向日葵花盘上逡巡的小蜜蜂……我长高了,山变矮了,阳光穿过薄薄的云层,顺带把她渲染得五彩缤纷,然后,把我穿透了。我应该吼啊,我应该叫啊,我应该感叹啊,可我能干什呢,我坐在水池上一动不动,我被阳光俘获了……
我不相信那是我的臆想,我不相信那是我枕着唱歌的水管做的梦。成年以后,登高望远、沐浴阳光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可是仅有的几次,我都觉得心惊魄动,我总感觉有一道阳光穿过重重岁月,透过尘封的记忆,直逼我的灵魂深处。
不知道是春夏还是秋冬,不知道是朝晖还是晚霞,我相信,童年那山顶的阳光照彻了我的眼底,童年那山顶的阳光照彻了我的头颅,童年那山顶的阳光照彻了我的灵魂,童年那山顶的阳光也照彻了我的终生。
(3)治病的痛苦及上学的快乐
为了让我能够站起来,不再象个畜生一样四肢在地上爬,父母亲尽了最大的力量。我染病时,姐姐十岁,两个哥哥,一个八岁,一个五岁。父亲常常要下分队工作,母亲带我出去治病,担心几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最担心的是小哥。六零年出生的小哥,先天营养就不足,一落地就赶上饿饭,人瘦小,特别爱哭。好多次母亲守在我的病床边,呆呆地看着药水一滴滴进入我的身体。突然听到有孩子哭,母亲一下子站起来,冲出门去,才猛地醒过来,发现这是在医院,哭的不是小哥。
医院治疗方法很多,有按摩、针灸、注射粉红颜色的维生素B12等等,我都经历过。最痛苦的是叫"新疹疗法"的,不打麻药,在肌肉萎缩的部位手术,对肌肉进行强刺激后,用"羊肠线"捆扎,然后缝合,所以这种疗法又叫"埋线"."羊肠线"慢慢地会在体内被吸收、化掉,而那用止血钳对肌肉进行的强刺激,却是我至今都忘不掉的最强烈地肉体痛苦。
民间的治疗更是五花八门,母亲相信,做医生的父亲也没法不相信。比如用才下甑的热酒糟埋住身体直到胸口,热度是能够忍受的最高限。一个小时下来,我浑身皮肤通红,大汗淋漓,头晕目眩,一方面是热酒糟的热,一方面是热酒糟的酒,功能至少可以和现在时髦的桑拿浴相媲美吧。又比如用蜂蜜、食醋调和一种成分不明的棕色药粉敷到我的整条腿和腰部(因为我是腰部以下都没有力气),然后打夹板,用绷带紧紧裹住,我整个活象一个木乃伊,要两个月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不能动。最荒唐的药方要属:未开叫的小公鸡不能放血,用水闷死,然后和嫩花椒叶、野棉花的花蕾一起在石碓里舂,舂到稀糊,敷到腿上,外面再裹一张筒状的新鲜的杉树皮。
就这样,七岁上学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地上爬,我可以拄着双拐行走了。
在学校里,我享受几个特权:上课起立可以不站;劳动课体育课可以不上;可以不参加打扫教室卫生。
我和同学们的亲和力不知来自哪儿,也许是因为我学习好,要不就是因为我不讨嫌。总之全班的男生几乎找不到没背过我的。
上学的路上你看吧,力气大的背着我,其他的人,背的背书包,扛的扛拐杖,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嘴里还"松井的队伍来了来了"地唱着。
有一个姓王的同学,个子是全班最高的,可学习却是最差的,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智力不太健全,大家都叫他"王憨包".因为个大力强,他有时也欺负弱小的同学,可更多的时候是受大家的作弄:很多人叫着他父亲名字的谐音,又有很多人应答着,这让他恼羞成怒,左突右冲,却不知道去打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和他是一样的,都是残缺的人,可我那时并没有多么同情他,没有在他受到作弄的时候帮他解围。可他却不止一次地背过我,帮过我。到今天他已经无法接受我的歉意了,初中没毕业,因为不明原因,他自缢而亡,结束了尴尬的生命。二十五年过去了,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他,可我还记得,记得他的善良。
在学校里,不上劳动课,不打扫教室卫生,是让同学们羡慕的。上不了体育课我也没感觉缺什么,可以在教室里看书做作业,还可以早些回家。惟独让我不能轻松的,是不能自由自在地上厕所。
学校的厕所在对面的半山腰上。出教室,经过宽宽的操场,上二十多级台阶,过少有车辆的小公路,跨一个水沟,再上一个小土坡,倒拐的门洞旁,白灰在青砖墙上粉个圆,红油漆在圆上书个"男"或是"女".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