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13年，甘肃泾川大云寺遗址发现2个佛教造像坑，共出土各类佛教造像200余件（图一）。

　　

　　

　　图一大云寺1号造像窖藏坑（笔者拍摄）

　　

　　1号造像坑出土的墨书铭文砖为我们提供了判断窖藏坑埋藏年代非常重要的线索。该砖可能是该窖藏坑完工后作为纪念性质摆放于坑中，砖上现存四行墨书文字，部分文字漶漫，文曰“大宋淳化三年/壬辰六月/□百里甲申□/□□□□”。该纪年表明该窖藏坑可能埋藏于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在两个埋藏坑之间还发掘了一座小型舍利地宫，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3年），出土有明确的纪年砖函及四个装有舍利的舍利瓶，砖函表明这些舍利是由两个关系友好的和尚多年收集起来的。这是该寺院遗址继1964年出土唐代舍利地宫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同时为我们展示了大云寺的第三次重大佛教舍利瘗埋活动。至北宋时期，这个寺院的名称已由隋代的兴国寺至唐代的大云寺改称为龙兴寺，大致与山东青州龙兴寺、四川彭州龙兴寺等一样，都是北宋时期的官方寺院，后二者也曾在宋代有过瘗埋佛像的窖藏坑或在塔内瘗埋佛像的行为。

　　

　　这批造像的年代从北朝延续到宋代，造像以北朝至唐代的石雕造像为主，造像的形式有圆雕的单体造像、造像碑、背屏式造像、造像塔等。造像碑在这批窖藏造像中所占比例较少，共有十多件，大多已不完整。

　　

　　

　　一、造像碑情况　　

 

　　

　　出土的造像碑大多残断，均不完整。
 

　　

　　1、比丘法起造像碑（图二）。出于1号坑。现存部分为碑身的中下半部分，下部有长方形榫，说明原有碑座。碑阴刻发愿文，共9行。

　　

　　……次庚辰□月□/……戊寅比丘法起/……□为七世先亡/……善知识愿生生/……法□悟洛非□/……萨来助□出世/……安养□界所愿/……形之类同登正/……女供养仏时

　　

　　

　　图二比丘法起造像碑（高剑锋拍摄）

　　

　　铭文提供了造像的时间和功德主以及造像目的等重要信息。铭文第一行的“次庚辰”当为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年）。碑正面造像的特点与邻近的华亭县出土的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造像碑十分接近（图三）。无独有偶，泾川县博物馆旧藏有一件残断的造像碑，也有“庚辰”纪年，正面的造像特点与法起造像碑惊人地相似，令人怀疑它们出自同一个地方，甚至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图四）。该碑的功德主为一个叫法起的比丘为其七世父母而刻此碑以作纪念，并表孝心。这样的造像目的在5世纪以后的佛教造像上习见。

　　

　　
图三甘肃华亭县南川出土造像碑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华亭县博物馆提供）

　　

 

　　

图四泾川县博物馆旧藏“庚辰”纪年造像碑（笔者拍摄）

　　

　　造像碑正面雕刻方形或长方形龛。下列雕刻《维摩诘经·问疾品》内容。比较有趣味的是维摩诘所坐榻的下方趴着一只小狗。右侧文殊菩萨侧上方有一倒身下飞的飞天，表现《维摩诘经》“香积佛品”内容。上列造像分三个竖长方形龛。中间龛主尊为一交脚菩萨像,左侧龛主尊为一倚坐佛像，右侧龛内主尊为一身骑象的菩萨装人物。中间交脚坐菩萨当为弥勒菩萨，左侧倚坐的佛像当为下生成佛的弥勒，表现弥勒上生和下生信仰。

　　

　　2、2号造像碑（图五）。下部已残损，上部居中二佛侧身相向并坐，出自于《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两佛像的身光之间，雕刻两身站立的弟子。佛像顶部有垂帐形华盖。华盖两侧各有一飞天。二佛身外两侧碑边缘各雕一半跏坐的树下思惟菩萨。

　　

　　

　　图五2号造像碑（笔者拍摄）

　　

　　3、3号造像碑（图六）。出于1号坑。根据其大小，推测该碑正面分三部分雕刻。现存碑首和中部碑身的部分。碑首部分与2号碑相同也雕二佛并坐像，两身坐佛的外侧，对称雕胁侍菩萨和弟子像。碑身部分残存的中间开一尖楣圆拱形龛。龛内主尊应为坐佛，两侧胁侍弟子像，龛外各有两身供养弟子和菩萨像。该碑上部的二佛并坐像及下部的坐佛像，显然着意表现法华经思想。该碑属北周保定前后的作品。

　　

　　

　　

　　图六3号造像碑（高剑锋拍摄）

　　

　　4、4号造像碑（图七）出于1号坑。残存的碑身分上下两部分。上段中间雕圆拱形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龛外两侧对称各雕刻一身树下思惟菩萨，与2号造像碑二佛两侧的相同。下段残损严重，从残存的部分可以看出，中间雕一圆拱形龛，龛内雕一主尊和二胁侍像，龛两侧也有胁侍像。

　　

　　

　　图七4号造像碑（笔者拍摄）

　　

　　5、5号造像碑（图八）出于1号坑。残存的上部开一帐形方龛，帐顶上有三个宝珠装饰。内刻二佛并坐像。二佛均坐于长方形榻上。佛均低平肉髻，身穿双领下垂袈裟，衣纹稀少。低平的肉髻显示该造像碑的年代应该在北周时期。

　　

　　

　　图八5号造像碑（笔者拍摄）

　　

　　6、6号造像碑（图九、十）。出于1号坑。造像碑正面分三段。上段与2、3、5号相同中间刻二佛并坐。中段中间尖楣圆拱形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像。龛外两侧各雕一站立身形瘦长戴宝冠的供养菩萨像。龛楣外侧两端对称各雕三身跪姿供养弟子。下段残存部分极少，仅在右侧可见一装饰有宝珠的华盖，其雕刻内容推测极有可能为《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内容（图9）。如此，正面的造像仍以反映法华思想的二佛并坐和维摩思想的问疾品为主。造像碑背面上部帐形浅龛中间刻一站立菩萨像，两侧各依次由大到小刻四身供养弟子像（图10）。从这件造像碑上的佛、弟子及菩萨瘦长的身形及佛高圆的肉髻判断，时代当属北魏晚期。

　　

　　

　　

　　图九、十6号造像碑正面和背面（笔者拍摄）

　　

　　7、7号造像碑（图十一）。出于1号坑。残存的上部圆拱形龛内雕二佛并坐，二佛中间刻两身相背的弟子像，右侧坐佛身后又刻一弟子像，推测左侧坐佛身后对称也有一弟子像。两身佛像肉髻较低，可判断与5号碑相近，属北周作品。虽然该碑下部已不存，但可以看出其表现的主题仍然是《法华经》。

　　

　　

　　

　　图十一7号造像碑（圆首长方形，仅存上部，残高20.5、宽12.5、厚5厘米。笔者拍摄）

　　

　　8、8号造像碑（图十二）。出于2号坑。正面上部雕帐形龛，中间主尊为一交脚菩萨，两侧各立一胁侍，两次间内对称各雕一像，右侧一身为菩萨像，可能与右侧的菩萨组成《维摩诘经·问疾品》的内容。下段中间雕一倚坐像，两侧对称有胁侍像。从残存的正面龛像看，该碑的主题以表现弥勒上生和下生信仰为主，其中辅助性地雕出《维摩诘经》的内容。维摩问疾品以交脚弥勒为对称的构图，较早可从龙门北魏晚期的龛像看到，只不过维摩问疾品只是作为交脚弥勒龛楣外的辅助性图像出现，如古阳洞孝昌元年（525）某氏造弥勒像龛等。与该碑较为接近的组合，见于陕西碑林藏北魏造像碑，该碑中部盝形龛的中间，雕交脚坐弥勒菩萨，两侧次间对称雕文殊和维摩（图十三）。该碑属北周保定时期（561-565年）作品。

　　

　　

　　

　　图十二8号造像碑（高建锋拍摄）

　　

　

　　

　　图十三交脚菩萨像碑碑林博物馆藏

　　

　　泾川县博物馆旧藏的2件造像碑根据其特点，大概也出自距离大云寺不远的周围区域。

　　

　　第一件（见图四）现存碑身的一部分，上部和下部残断。碑正面分上下两段。上段残存不全，可见两身坐姿的像，其中右侧一身左腿垂下，右腿搭于左腿上，腿部和身后有披帛，应为一身菩萨像。左侧一身坐于榻上，右足前伸，左足搭于右腿外侧，应是斜倚身而坐。榻的下方，雕一双云头履和一只蹲卧的小狗。可以判断这是维摩诘，另一侧的菩萨则为文殊菩萨。造像碑的下段中间开一尖楣圆拱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像。龛外两侧的部分对称分作上下两栏，上栏对称各雕一树下思惟菩萨，下栏左侧雕一正面站立的菩萨像，右侧雕一站立的佛像。该碑的内容与新出造像碑相似。该碑背面刻有发愿文，最后一行为年代，与“比丘法起造像碑”都有“庚辰”纪年，同为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年）。造像者希冀通过造像表达孝心，愿死去的父亲能够“遇影兜率”，得以见到弥勒兜率天宫。造像内容提到“…宝共塔”，应该是释迦与多宝共坐，表现《法华经·见宝塔品》内容。碑下段主龛内的佛像及两侧下栏头顶有华盖的站立菩萨，可拟定为发愿文中所说的“无量寿弥勒观世音”。该碑的内容比较丰富，出现了“无量寿、弥勒和观音”的组合，比较特殊。

　　

　　第二件（图十四）圆首长方形，下段残。碑的正面现能看到分三段雕刻。上段即碑首部分中间雕一方形帷幕龛，内分别雕二佛并坐，佛肉髻低平。有趣的是，二佛所坐榻下各爬卧着一只小狗。中段分开各雕一方形龛，雕维摩文殊对坐。右侧文殊面前有一倒飞的飞天，与法起造像碑如出一辙。菩萨最右侧刻一双髻人物双手举起一束腰形座，表现《维摩诘经·不可思议品》借座灯王的情节。下段残存较少，可看出中间雕一尖楣圆拱形龛，龛外两侧对称各雕一树下思惟菩萨。该碑年代亦可定为北周武成至保定年间。

　　

 

　　

　　图十四残造像碑泾川县博物馆旧藏（泾川县博物馆提供）

　　

　　

　　

　　二、几个问题的讨论　　

 

　　

　　以上10件造像碑，题材有以下几种：《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7件）、《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5件）、《维摩诘所说经·不可思议品》“借座灯王”（1件）、《维摩诘所说经·香积佛品》（2件）、无量寿佛与弥勒和观音菩萨组合（1件）、交脚弥勒菩萨、倚坐弥勒和骑象菩萨的组合（1件）、对称树下思惟菩萨（4件）。其中释迦多宝并坐及文殊和维摩对坐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常见的题材，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不做重复探讨。

　　

　　无量寿佛与弥勒和观音菩萨的组合：无量寿佛和与之相关联的观音菩萨在南朝佛教造像中比较常见，表现西方净土信仰。弥勒信仰亦流行于南朝。而将这三者组合起来雕刻，却十分少见。关于无量寿佛和弥勒菩萨的关系，可在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中找到依据。该经卷下重点叙述了释迦牟尼佛与阿难、弥勒菩萨关于无量寿佛国净土及修行的对答。因此，该碑的无量寿与弥勒、观音的组合当与《佛说无量寿经》有密切关系。表明来自南朝比较流行的西方净土信仰与北方地区北朝时期盛行的弥勒净土信仰相结合，都意在表现大乘净土信仰。

　　

　　交脚弥勒菩萨、倚坐弥勒和骑象菩萨的组合：乘象菩萨与弥勒的组合，《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记载普贤菩萨闻听佛在耆阇崛山中为大众说《法华经》，于是与无量菩萨众及天众等来至佛说法处，并愿护持此《法华经》。这个碑上部残损部分雕刻的内容似乎可以推测极有可能是表现《法华经》最核心的部分二佛并坐。它与下列的《维摩诘经·问疾品》共同宣言佛教的大乘思想，这也是北朝佛教美术中常见的表现形式。

　　

　　对称的思惟菩萨：其中2号造像碑的树下思惟菩萨刻于释迦多宝二佛的两侧，其余的都位于一坐佛的两侧，我们可将其称为隔主尊对坐式思惟菩萨。笔者曾讨论过克孜尔及云冈位于弥勒（交脚菩萨或倚坐佛）两侧的两身半跏思惟菩萨并不是弥勒的形象，而是思惟往生弥勒净土者。二思惟菩萨对称分布于主尊两侧的实例，在北朝时期较早见于云冈石窟。云冈第17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三年（489年）造像，上部为交脚弥勒两侧各有一身半跏思惟菩萨，下部为释迦多宝并坐龛，与交脚弥勒组成三世佛（图十五）。之后这种组合多见于云冈第二、三期的龛像中。

　　

　　

　　图十五云冈第17窟明窗东侧造像局部

　　

　　受云冈石窟的影响，北朝时期的造像中常见这种两身半跏思惟菩萨对称位于主尊两侧的形式。如1983年在西安西郊通信学校出土的造像碑、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属于北魏太和时期云冈流派的石雕造像碑（图十六）、西魏大统四年（538年）造像碑（图十七）、偃师商城博物馆藏北魏正光四年（523年）翟兴祖造像碑等。

　　

　　

　　图十六交脚弥勒与释迦多宝造像碑根津美术馆

　　

　　

　　

　　图十七西魏大统四年造像碑

　　

　　隋代的例子，在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上，也有两身对称的树下思惟菩萨像，出现在该碑的第二列中，中间是一个坐佛的主龛，龛两侧即为两身对称的树下半跏思惟菩萨像，这个碑的其它图像还有二佛并坐、维摩文殊对坐、倚坐弥勒等。图像的布局及选取显然受到了泾川北朝造像碑的影响。这种组合的图像，在隋代时又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敦煌莫高窟。莫高窟隋代有两例这样的图像，即第314窟（图十八）和第417窟（图十九）。莫高窟的这两例《维摩诘经》图像与两身半跏思惟菩萨对称的图像，显然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但出现的时间晚到隋代。

　　

　　

　　图十八莫高窟第314窟正壁

　　

　

　　

　　图十九莫高窟第417窟正壁

　　

　　主尊（弥勒、释迦牟尼、释迦多宝、无量寿）两侧的半跏思惟菩萨在云冈太和之后非常流行，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北朝北方各地的造像直至隋代影响到敦煌莫高窟的造像或壁画。其应为想做弥勒弟子而修十善法，观想弥勒，思惟兜率天上种种上妙快乐并受弥勒摄受者。

　　

　　泾川县造像碑上维摩诘所居塌下的那只爬卧的小狗。1号造像碑（图三）、旧藏“庚辰”造像碑（图四）及隋李阿昌造像碑（图二十）的维摩诘塌下均爬卧着一只小狗。这样有趣的图像，我们可以在其它北朝的造像上也能看到。时代较早的是麦积山石窟第133窟内的第10号造像碑（图二十一）。美国波士顿（Boston）美术馆藏西魏恭帝元年（554年）造像碑（图二十二）、洛阳市博物馆藏北齐造像碑为四面长方形造像碑（图二十三）也有类似的表现。

　　

　　

　　图二十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泾川县水泉寺出土（甘肃省博物馆高蓊生提供）

　　

　　

　　图二十一麦积山石窟第133窟10号造像碑维摩文殊对坐（笔者拍摄）

　　

　　

　　图二十二波士顿美术馆藏西魏恭帝元年（554年）造像碑上部（八木春生拍摄）

　　

　

　　

　　图二十三洛阳市博物馆藏北齐造像碑中部为维摩诘经变（笔者拍摄）

　　

　　维摩诘下方的小狗并不常见，只是维摩诘图像中一个自由添加的东西，但却很有意味。维摩诘为佛法精深的在家居士，在中国十六国以来的北方地区，信仰极盛。维摩诘居于毗耶离城中，以其不可思议无量方便而饶益众生，虽家有无数资财、常服宝服，并有妻子，但却深谙佛法，执持正法，以辩才无碍而为世人所喜爱。当文殊菩萨受命前往维摩诘处问疾时，维摩诘“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于是有了两人关于何为空的探讨。但维诘即能以种种方便示现说法，饶益众生，当然包括各种畜生。故榻下爬卧的小狗一方面反映了维摩诘的现实世俗生活意趣，又可反映维摩诘能以佛法调伏其心。其寓意当为此！

　　

　　

　　来源丨故宫院刊（文/魏文斌吴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