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你：唐代时我国最大最繁忙的渡口在哪里？你可能会说，在今山西、河南或山东境内的黄河上，或者说在今湖北、江苏的长江上。其实唐代全国最大的渡口是会宁关渡，它就在今甘肃省靖远县境的黄河上。
       古丝路的主干道和干道都经过甘肃境内，因此在甘肃境内的黄河上有不少著名的古渡口。这些渡口集中在唐代的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市）、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城关）和会州（治所在今甘肃白银平川区水泉乡的缠州城遗址）境内，其中以河州境内的渡口为最多，明确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五处。在这些渡口中，河州境内的临津关渡（在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乡的积石关）、凤林关渡（在今甘肃临夏县北的莲花城，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还有兰州市城关西北的金城关渡，都是丝路上重要的关津。但比较而言，会宁关渡不仅是丝路上最大的渡口，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渡口。
       会宁关渡，原名乌兰津，最早见于《北史》和《北齐书》的《可朱浑元传》。《资治通监》梁纪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也记载说：“道元（可朱浑元字道元）帅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这个乌兰津就是唐代会宁关北黄河上的渡口。可知在距今一千四百多年以前，这里已是黄河上有名的渡口。北周武帝时，在渡口北的黄河边设置了乌兰县和乌兰关。从渡口边同时设关设县的情况来看，当时的乌兰津已是黄河上一个重要的渡口。
      唐代 会宁关位于靖远县城东北双龙乡的北城滩，会宁关城北的黄河上就是上述的乌兰津也就是唐代会宁关渡。与北城滩隔河相望，就是今甘肃景泰县的五佛乡，唐代的乌兰关也设在这里。会宁关和乌兰关两座雄关，一南一北，分别扼守在这个黄河的渡口上。一个渡口，在两岸分别建有关城，派兵戍守，这在当时全国的关津中也是少有的。不仅如此，唐朝政府也在乌兰关附近几里处设了乌兰县，又在乌兰关西北20里处设有一个管兵七千人（一作“千人”）的新泉军。显然这些都是为了保护渡口及其道路的畅通与安全，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在当时全国的津渡中，会宁关渡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会宁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在的会州是一个交通要冲，四达之地，由会州出发，东南可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西南可到兰州，西北可通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东北可达灵州。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从长安出发，经由雍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南），翻越陇山，“西临祖厉河而还。”这个祖厉河不是指今会宁县境的祖厉川水（今祖厉河），而是指当时今靖远县境内的一段黄河。汉武帝亲自巡视今靖远县一带的黄河，说明西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重视，也说明早在西汉时，长安至今靖远县之间已有可供皇帝车驾通行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靖远县境内的黄河，自古就是一个适宜设立渡口的地方。
      古人为什么要在长安和今靖远县之间修一条道路呢？又为什么要将渡口设在靖远县境的黄河上呢？显然这同汉、唐时代的政治中心长安，与通往河西走廊东部重镇武威的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地处河西走廊的汉代河西四郡，即后来唐代的凉、甘、瓜、沙诸州，都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此汉、唐王朝都要在长安和河西走廊之间找一条便捷的道路。在地图上，如果我们在长安和河西走廊的凉州这两点之间划一直线，就会发现靖远县城东北、北城滩所在的黄河弯曲地段，差不多就在这条直线上。这里是古丝路的必经之地，也是由长安到河西最捷近的地方。
       从唐人的记载的方向和道里来看，这里也是长安、凉州间一条捷近的路。据《元和郡县志》凉州下记载，唐代由凉州到长安的驿路有两条：一条是所谓的秦州路，因经由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而得名，即人们所说的丝路南线。这条路从当时的凉州出发，经今天祝县，大致沿今永登县境的庄浪河谷和黄河北岸到兰州。再往南经临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渭州（治所在今甘肃渭源县）、秦州、陇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和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到长安。这条路全长2000里。另一条是所谓的乌兰路，因经由会州乌兰县（治所在今景泰县五佛乡附近）而得名，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丝路北线。这条路是由凉州往东南经今古浪县到唐乌兰县，在县城附近有乌兰关，由关城所在的会宁关渡渡河，就到了黄河南岸的会宁关。再从会宁关往东南，就到了当时会州的驻地会宁县（治所在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的缠州城遗址）。由会宁县往东南经原州、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      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到长安。这条路行程大约是1730里。可以看出，乌兰路是一条比较捷近的路，要比秦州路少约二三百里。而且整个行程不必多次穿越高山深谷，比秦州路易于行走，惟一的缺点是，渡过黄河以后沿途人烟稀少，比较荒凉。唐代经由南线秦州路西行的人有玄奘、高适、岑参等，经由北线乌兰路的有王维、颜真卿等。北线是一条军道、商道，主要是军队和商人行走的路线，运输的是军队的粮秣和商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靖远县境的黄河上，可以设置渡口的地方不少，为什么一定要将会宁关渡设在今靖远县北城滩北的黄河上呢？黄河从靖远县西境的乌金峡流入县境，到县城东北的黑山峡出县境，全长340多里（包括已划入白银市平川区的红山峡一段）。因此靖远县可以说是黄河流经甘肃县境中河道最长的县。在这么长的河道上，当然有不少可以作为渡口的地方，如北湾乡的寺儿湾、乌兰乡的虎豹口（河包口）、石门乡的小口（石滩）、兴隆乡的大庙等。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渡口，是供大军、商队及其粮秣、商品通过的渡口，是与汉、唐长安的驿道相通相连的渡口。这样的任务就不是一般渡口所能承担的，更不是乡村野渡所能胜任得了的。在靖远县城东北由南往北的黄河上，有红山峡，全长180里，是我国黄河上最长的峡谷。这一带黄河水流落差十几米到20米。峡谷两岸高出黄河水面几十米，人们熟知的“洋人招手”（阴窝石）、“观音崖”等险滩就在这里。因此这一段黄河上是不利于设置渡口的，准确地说是不适宜设置大的渡口的。同样在靖远、景泰两县和宁夏中卫县交界处的黄河河段上，这里有黑山峡，也不宜于设置大的渡口。靖远县北城滩一带，地处黄河南岸，北面是景泰县的五佛乡，这里上下十多里的黄河正处在红山峡和黑山峡两个峡谷之间。五佛乡和北城滩一带的黄河两岸，群山环绕，形成一个河谷盆地，比较开阔，而且水流平缓，也没有急流险滩，适宜设置渡口，尤其适宜设置大的渡口。
       关于会宁关的位置，《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都记载说：会宁关，东南（一作“西南”）去州一百八十里。说明会宁关在 会州驻地会宁县西北（或东北）180里的地方，无论是“东南”，还是“西北”，会宁县和会宁关，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这个大方向这是无法改变的，而且两者相距是180里。这是唐、宋时人的记载，也是明确无误的。已如上述唐会宁县在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的缠州城，以北城滩为会宁关所在，这与唐会州会宁县在方向和里数上相符。《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35~36图，将唐会州的治所会宁县标在今靖远县城，又将会宁关、乌兰县标在靖远县城西南的黄河南岸，远离黄河，这是欠妥的。因为这既不符合唐宋人的记载，也不合情理。
       开元天宝时的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它的西境在长安以西万里以外的地方。它在我国西北地区设有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还在今新疆地区设有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离会州最近的河西节度使（治所在甘肃武威市），当时驻军7.3万人，马9400匹。陇右节度使（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管兵7.5万人，马1.06万匹。仅这两个节度使管辖的十几万军队和两万匹军马的粮秣、器械，大都是要经由会宁关渡渡河。“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来住于长安与凉、甘、瓜、沙诸州及西域各国间的商旅及其货物，大多也是经由会宁关渡河的。因此会宁关就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也最繁忙的渡口。
       唐代的关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只有在长安周边的关中地区、与驿道相连的关才能是上关，其它地方与驿道相连的关只能是中关或下关。据《大唐六典》记载，会宁关就是当时全国十三个中关之一。在唐代有名的十一个关津中，会宁关渡是当时最大的。唐朝政府规定：国内各大渡口，凡是没有桥梁的，“量其大小难易”，由政府拨给船只和船工。据唐代《水部式》记载，开元、天宝时，“会宁关有船伍拾”。每只船的船工以三至五人计，会宁关渡约有船工约200人，每天渡河的人当达千人以上。就船只和船工的数量而言，会宁关渡在当时全国没有桥梁的渡口中，完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以想见，当年的北城滩一带，四周巍巍群山环抱，滔滔黄河中流，倚山临水，一南一北，是雄伟的会宁关城和乌兰关城。关城下的黄河阶地上是等待渡河的士兵、商人和物资，大河两岸车来船往，人喊马嘶，一定是十分热闹的。
       安史之乱后，陇右、河西的大片土地沦入吐蕃之手，朔方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驻守的灵州一带就成了吐蕃进攻的目标之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为了便于渡河入侵，吐蕃在乌兰关下修建了一座浮桥，这就是乌兰桥。关于吐蕃修建浮桥的经过，还有一段有关当时因边将腐败生事的故事。原来吐蕃想在乌兰关下的黄河上造桥，就预先在黄河岸边准备材料。当时朔方节度使就常派人潜入会宁关渡附近，将建桥材料投入黄河，使 之无法建桥。后来王    作了朔方节度使，吐蕃 听说此人贪婪，就事先贿赂他，然后就抓紧时间，加紧建桥。桥建成之后，在桥头上修建了一个半园形的环城，加强防御。此后，吐蕃就从桥上渡河，经常进犯朔方一带。
       会宁关最繁忙的时间是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因为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丝路道阻，会宁关最为辉煌的一页也就成为过去，变成了历史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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