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厚璋

　　

　　对于天祝铜牦牛的断代，或曰“元代”，或曰“铸造时间不晚于明代”，或曰“或许是文成公主的嫁妆”。

　　

　　那么，该物件到底是属于哪个朝代的东西？
 

　　

　　在搞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得搞清以下两组问题。

　　

　　第一组：

　　

　　1.这几件出土物有什么特征？

　　

　　曰：共出土3件，皆为青铜铸造。2件铜马锈烂到不可拼对的程度，当场就撇弃了。1件铜牦牛完好无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件。再没有其他物件出土，且之后出土地友爱七组的地界内及同位于哈溪河西侧的几个邻近村落未曾出土过任何东西。

　　

　　2.这件铜牦牛的特征是什么？

　　

　　曰：（1）这件铜牦牛属于国内青铜铸造牛中之最大号。高77厘米，长118厘米，重75公斤。（2）造型简捷利落，没有加添任何多余的雕饰。最醒目的是，前腿、后腿与牛腰的过渡处作了斜切的艺术处理，而不是按真实牦牛的仿真设计。（3）整齐划一的毛须处理手法。肚皮下雕刻出许多一贯到底的细丝以表示毛须，包括尾巴、眼眶在内的所有毛须以“篦梳式”整齐排列。（4）打磨尽细尽微。整体铸造匀称，系分件铸造、焊铆拼接而成，色感深沉略泛黄色。（5）与2件铜马同蚀而独完好，清除后的残余锈迹明显，底层锈迹呈泛白色特征。

　　

　　3.2件铜马、1件铜牦牛同埋而不同朽，说明了什么？

　　

　　曰：有四种可能，曰埋入时间不同，曰铸造时间不同，曰铸造工艺不同，曰使用材料不同。

　　

　　关于埋入时间不同的可能性问题，据挖掘当事人回忆，埋藏以首尾紧挨串珠式排列，毫无疑问是同时埋入的。埋藏土坑未见积水浸泡和盗挖等痕迹，不存在同坑而不同环境的差别，而且挖掘过程比较小心，也不存在掘取破坏的情况。

　　

　　只能归结于制作材料不同、铸造工艺不同，或铸造时间不同。

　　

　　4.出土地的特征是什么？

　　

　　曰：出土地名曰“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公社友爱大队峡门台生产队”，现名曰“天祝县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友爱村七组”。该村坐落于河西走廊东端的祁连山谷地，历来为汉藏混住区域，属于天祝草原牧区的一部分，距祁连山主峰乌鞘岭不远。过乌鞘岭雪峰，西向即可进入祁连山南侧草原，直通藏北草原。东向直抵阴山，可进入一马平川的河套平原、内蒙古草原。北向穿过古浪峡，可进入河西走廊，直抵新疆。南向跨过黄河，可东入陇东黄土高原，也可西渡洮河进入青藏高原。此地是西北地区有名的“四控八争”天险，历史上是各民族交锋争夺的地带。
 

　　

　　第二组：

　　

　　1.这类物件的功用是什么？

　　

　　曰：祭祀礼器。东方文化气质明显，超出汉文化辐射圈的可能性不存在。

　　

　　2.这类礼器属于什么级别？

　　

　　曰：大型礼器，超出汉文化圈礼制规定的可能性趋近于零。当为国家级别礼祀用器，配享人至少为族群最高首领。其他人拥有即非法，这是汉文化辐射圈特有的规矩和法制规定，没有例外。

　　

　　3.这样的大型礼器谁有权力制造？

　　

　　曰：除非政权最高首脑机关，其他人铸造即属于违法。这是汉文化辐射圈的通行法则，没有例外。

　　

　　4.这几件礼器来源于哪里？

　　

　　曰：以地界论有三种可能，曰界内游牧民族，曰界外民族，曰汉民族。

　　

　　关于界外民族铸造的问题，历史上不曾存在过这种可能性。虽然青铜器制作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汉文化圈，但以这件铜牦牛的工艺水准、艺术风格论，汉文化辐射圈之外的民族没有哪个能达到这样的水准，也没有介入到这个偏僻地方的历史印记。从牦牛饲养、崇祀的地域及历史看，只有在青藏高原曾经生活过的游牧民族才有这类需要。从汉文化辐射圈的族群实力和工艺水平论，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民族是为数不多的。因此，只有汉文化辐射圈的游牧民族和汉民族，才有这种可能。

　　

　　显然，同埋而不同朽的问题、哪个民族铸造的问题，是对这件铜牦牛断代的两个要害性问题。

 

　　

　　为什么同埋而不同朽？

　　

　　据当事人回忆，2件铜马与这1件铜牦牛都为青铜铸造，但2件铜马的材料略薄一点、软一点，锈烂得很严重，以致于出土时就当即零散成片，稍一戳碰就碎裂散架，当天就被丢弃了。按理，如果是同一质地的材料、同一时代的铸造，纵然厚薄的差别会导致锈蚀程度的差别，但差别再大，也不至于差别到如此悬殊的程度吧？很显然，是铸造工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制作材料的不同。按照青铜的衰变周期考察，还很有可能是铸造的时间不同。这不仅意味着2件铜马的用料远逊于这1件铜牦牛，而且2件铜马的铸造时间与这1件铜牦牛的相差至少应在好几百年。还意味着，2件铜马的铸造与这1件铜牦牛可能不是出自同一工艺群落的工匠之手。

　　

　　以汉文化辐射圈、青藏高原、饲养和崇祀牦牛这几个特定条件去考察，人们自然地会联想到藏族。（1）虽然这是一件十分精美的艺术精品，但从工艺风格等方面比照，这件铜牦牛与藏族工匠的同类作品及其他作品完全是两路风格。（2）更重要的是，这件铜牦牛就根本不是什么牦牛。不信可以对比着看，无论是黑牦牛、白牦牛还是其他品种的牦牛，长毛肚子长毛腿是其基本特征，无一例外。至少，中国境内还没有见过不是长毛肚子长毛腿的牦牛。而且除了一条牦牛尾巴，再就是肚皮下刻画了一些表示毛的道道，整体形象的原型完全仿照的是黄牛。准确地说，它是一件黄牛身子、牦牛尾巴的“假牦牛”。再从藏族唐卡到宗教场所的祀器看，藏族工匠制作的牦牛作品无不是牦牛原型的写真，就根本找不出一件黄牛身子牦牛尾巴的作品。何况藏族又是一个天天与牦牛打交道的民族，如果哪个工匠铸造出一个黄牛形象来冒名，怎么可能被当作国家级的崇祀礼器？（3）如果假定是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大唐皇家陪嫁品，如此重宝理当祀存于拉萨。既然能将大唐皇家陪嫁的硕大的铜佛搬运到布达拉宫，就断无把同样作为嫁妆的铜牦牛遗留在半道不取回的道理。即或是文成公主随带的汉族工匠所铸，他们怎么可能没见过牦牛？从布达拉宫的传绪情况看，即使在历史上的火灾、离难中铜牦牛有被远携之天祝草原的可能，但以藏族人对祖宗圣物的虔诚，他们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当然，历史上曾经活动于青藏高原周边的游牧民族不止于一个藏族。但不论是哪个游牧民族，只要饲养和崇祀牦牛，就不可能没有见过牦牛，也就没有谁会把牦牛铸造成这样一个黄牛身子的“假牦牛”。

　　

　　为什么会铸造出这么一件黄牛身子的“假牦牛”？

　　

　　答案只能是，这群工匠没有谁见过真正的牦牛。也就是说，这件“假牦牛”作品，并非饲养和崇祀牦牛的哪个游牧民族的作品，而是一件来自于青藏高原之外的东西。

　　

　　这件“假牦牛”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说它是出土青铜牦牛中的特大号，大概没有多少人会不苟同。不同于小件，大型青铜器特别是礼器的铸造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有足够的青铜资源。（2）有齐全的专业化冶炼、铸造团队。（3）有强盛的国力。（4）符合礼制规定。

　　

　　且看这件“假牦牛”作品，没有太多的泡沫空隙，显然是一次性配方、一次性溶液、一次性浇铸。这说明青铜材料非常丰裕，更说明配方、炉温、关键辅料配入火候的把控非一般工匠所能。从整体到局部均打磨得光滑平整，打磨之精细甚至到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程度。没有任何多余的雕饰。特别是前腿、后腿与牛腰的衔接处，并非平滑过渡的仿真制作，而是作了斜切的艺术化处理，故而显得简阔大方。从设计到配方，从铸造到打磨，其团队的专业化程度不是一般工匠所能望其项背，其技艺之高精尖不是哪个游牧民族所能匹敌，其设计构思之天马行空更不是民间工匠和地方官府之能够。
 

　　

　　艺术品是时代的脸面，蕴含着一个时代的盛衰。一个王朝没落的时候，不可能产生出精美的作品。这一点，无论是铜钱、瓷器、青铜器、塑像等等，还是历史上的地方政权、短命王朝、乱世末朝，就是明证。因为材料的不确定性规定了，大型青铜器的铸造完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工匠制作。流程化的团队合作是青铜器铸造的第一条，仅靠一两个大师大匠不可能把各环节完成得尽善尽美。没有一流的大师大匠团队和各环节团队的密切协作，就不可能铸造出一气呵成的一流作品。如果不是皇家且是盛世皇家，就不可能具备如此财力和拥有如此高水平的专业化团队。即或是诸般拥有，又有多少人敢去冒礼制王法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结论只有一个，这是一件味道十足的大汉气象的作品，更是一件大师大匠的宫廷制造手笔，配享者也毫无疑问是与皇家级别相当的人物。如果不是一流的团队、一流的合作、一流的条件，就不可能产生这件一流的作品，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完全笃定。

　　

　　需要指出的是，青铜是古代铸造钱币、兵器、礼器的主要原料，是十分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十分紧缺的争夺性资源，属于任何一个政权都禁令管制的垄断性资源。没有强大的控制力，就不可能拥有铸造大型器件的青铜原料。没有顶尖级的专断，就不可能享有这份顶尖级的礼制权力。没有强盛的国力，就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精尖的专业化团队。没有宫廷制造级的大师大匠，就不可能设计出这样一流的作品，更不可能打磨到如此尽细尽微。

　　

　　还要强调的是，仿真写实和过分雕饰，是古代游牧民族青铜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果对照这一条，就足以焊实以上结论。

　　

　　那么，这件铜牦牛是哪个朝代的作品呢？

　　

　　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品，无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考察一个时代的作品，同一时代留存下来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我们进行断代的起码素养。

　　

　　对于这件铜牦牛作品的断代，民国、清朝、明朝不予考虑。因为任何一个具有稍高修养的行内人都可以看出。
 

　　

　　是元朝吗？

　　

　　虽然元朝曾经统治过这个地方，但以元朝青铜器的粗犷仿真就足以否定。特别是出身于游牧民族的蒙元统治者怎么会不熟悉牦牛，又怎么会接受一件黄牛造型的“假牦牛”？自北宋“靖康之变”后，包括官窑、钧窑、汝窑、哥窑、定窑在内的宫廷制造级的各类工匠被金人一掳而空。以战争为主调的蒙元时代，不仅青铜工匠主要被役使于打造兵器，而且对青铜这样的战略性资源的控制达到了不恤人性的程度。即或是找得到一两个大师大匠，也不可能完成团队合作才能达到的这种尽善尽美。何况蒙元的血腥少文是出了名的，谁又敢奉上一头“假牦牛”？这一点，短短80年的元朝留存下来的青铜器作品就足以为证，“靖康之变”后数百年青铜器等等制作的断崖式衰落更是有力的证明。

　　

　　是两宋吗？

　　

　　诚然两宋特别是玩乐皇帝宋徽宗时期，是世界艺术的一个巅峰阶段。但无论以两宋留存下来的青铜器作品为参比，还是从传世宫廷画、佛像、瓷器、建筑等等艺术品来玩味，两宋崇尚的是一种书雅儒气，艺术手法倾向于过分雕饰和过分细腻。正因为追求美的极致，那种浓厚的“文人气”、“女人味”与这件阳刚气十足的铜牦牛风格如同雪碳两色。除了青铜器的一味仿古，两宋至终就甚少自己的创意，这样大型的青铜器件就几乎不见。何况，两宋至终从未稳定占据过天祝草原，也没有过与青藏高原统治部族的重大盟誓、馈赠等类活动，也就没有遗落这类大件青铜器件的机会和可能。

　　

　　是秦汉魏晋吗？

　　

　　用料的差别，工艺的粗糙，过分的雕饰，无法打磨到尽细尽微，就足以否定。特别是这件铜牦牛用料中的黄铜特征、拼接焊铆技术，更能加强这种否定。比照秦汉魏晋留存下来的青铜器作品，就能很清楚地支撑这个结论。

　　

　　是隋唐吗？

　　

　　或隋朝，或唐朝，脱不出这个范围。这一点，可以明确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