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简介
1991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木简一枚（简号Ⅰ91DXT0309③:135AB），该简左右均有残缺，长23.2、宽1.3、厚0.2厘米，松木材质。正面为两行书写，反面一行书写。此简当属传信简，是秦汉时期朝廷公务人员在出使、巡行及办理有关公务时要求所到各地给予通行、过关、乘车、食宿等各种方便和特权的公文凭信。简文中出现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即著名的河西四郡。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简文大意
根据简文内容来看，可分为三部分理解：
第一部分，简文正面醒目地记载了这封传信在传递过程中需要经过“陇西、天水、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东海（原文释作“北海”此处据曾磊校补后订正）、琅琊、东莱、勃海、济南、涿、常山、辽西和上谷”共计十七个郡的名称。其中“陇西、天水、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七郡属凉州刺史部，“东海、琅琊”二郡属徐州刺史部，“东莱、济南”二郡属青州刺史部，“勃海、涿、辽西、上谷”四郡属幽州刺史部，常山郡属冀州刺史部。从传信记载郡名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西北边塞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属汉帝国需要重点把控的区域。
第二部分，作为传信简，简文中明确规定了沿途提供传车的规格“为驾一封轺传”，何谓“为驾一封轺传”？《汉书·平帝纪》载：“在所为驾一封轺传”。如淳注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之，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由此“一封轺传”，即驾一匹马的轺车。
第三部分，“外百卌五”是该传信的编号，也就是第一百四十五号；御史大夫望之是该信件的签发人，同时传信中要求自渭城后，按照简文中书写的郡名顺序依次传递，并为持传人提供相应的传舍条件。
阅“牍”延伸
张国臂掖—西汉河西四郡的建置
河西走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便是众多民族栖息生活的地区。秦汉之际，这里主要分布着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汉高祖初年，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不断向外扩展，其中就包括月氏世代居住的河西走廊。《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此时的匈奴已控弦三十余万，跃然成为北方草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到了汉文帝时期，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从而彻底占据河西走廊。
与此同时，匈奴还屡次在汉地边郡地区破坏稼穑、掠夺百姓和牲畜，给国家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面对匈奴的侵扰，汉庭因秦末混战带来的民生凋敝、府库空虚等问题，而无力抵抗。特别是自汉高祖“白登之围”后，西汉便采取“和亲”和“岁奉絮缯”的消极防御政策，直至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经多年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出现了繁荣富庶的景象，加之汉武帝急欲改变汉匈之间“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倒悬之势，开始积极谋划筹备，试图彻底瓦解匈奴带来的隐患。
一方面，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希冀“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共同抗匈，以断匈奴右臂。同时，武帝又派遣卫青、霍去病二人，前后多次与匈奴在河西走廊和“河南地”与匈奴展开争夺。尤其是元狩二年（前121）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分别从北地和陇西出发，南北合围匈奴左贤王部众取得了巨大成功。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此次征伐“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对匈奴造成了致命打击。随后，匈奴内部发生叛乱，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后归降于汉。至此，河西走廊已为西汉政府完全掌控。
汉匈河西之战示意图|图源网络
在获得河西走廊后，汉武帝为有效的打击匈奴、经营西域、断绝羌匈之间的联系，在河西地区建筑塞障亭隧、移民屯田的同时，陆续建立了郡县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正式将河西走廊纳入王朝疆域范围之内。《汉书·西域传》载：“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至此，河西四郡正式设立，四郡的地理位置从南向北依次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关于河西四郡设置的具体时间和顺序，史家均因《史记》《汉书》相关纪、传记载混乱所致抵牾，至今且尚未定论。前贤如张维华、施之勉、劳榦、陈梦家、周振鹤、王宗维、李并成、吴礽骧等均有系统深入讨论，大体而言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至汉宣帝地节年间（前69—前66）完成四郡设置和部署的，此处不在赘述。
此外，河西四郡的命名也都有其深刻内含。如武威，有武功军威之意，以彰显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远达河西。张掖，即断匈奴右臂，张汉国之臂掖。酒泉，则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而名之。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东汉应邵在《汉书·地理志》中解释道：“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扬为：“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西汉凉州刺史部|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河西四郡的设置颇具前瞻性和战略价值。首先，四郡的设立从地理上隔绝了羌胡的联系，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重要屏障。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的同时，又辅以修筑长城和列置亭鄣烽燧等军事设施，从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军政管理体系，使汉朝在河西的统治更加稳固，并由此确立了两汉乃至历代中央政权对河西地区行政区划管理的基本格局。
其次，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河西走廊本就是多民族分布地区，秦汉之际氐、羌、月氏、匈奴在这里生活。郡县的设置和移民实边带来的大规模屯戍活动，使汉地的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迅速传入河西，加强了汉民族与匈奴、氐、羌、月氏等游牧民族间的交往和联系，促进各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最后，西汉对河西四郡的经营，促进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往来交流，河西走廊也成为丝路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孔道。河西四郡设立之初便是为了打通与西域的联系，实现断匈奴右臂的策略。武帝时张骞两次“凿空”西域，使得中西交流孔道得以开通，揭开了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和交流传输的历史新篇章，同时也造就了河西走廊丝路交通锁钥的地理格局。
参考文献：[1]郝树声，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2]曾磊：《悬泉汉简“传信”简释文校补》，《出土文献研究》2019年第1期。[3]高荣、贾小军、濮仲远著：《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4]李炳泉：《西汉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及疆域变迁》，《东岳论丛》2013年第12期。[5]雍际春：《河西四郡及其战略地位论要》，收录于《陇右文化论丛》第五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6]孙闻博：《西汉初营河西考——以“新地”接纳史为视角》，《史林》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