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简介
1990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木简一枚（简号Ⅰ90DXT0110①:22），该简长23.4、宽1.2、厚0.4厘米，红柳材质，单面书写。该简为敦煌太守府下发给敦煌郡库和效谷县的下行文书，内容涉及敦煌郡库与效谷县下辖遮要置、悬泉置之间的牛车借调记录，对于了解汉代边郡邮置机构的日常运作有重要价值。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简文大意
鸿嘉三年七月十九日，代行敦煌太守事务的敦煌长史充国，兼行敦煌太守丞事务的库守令、守部千人喜联署发布文书，通知敦煌郡库和效谷县廷，预备调派牛车借予效谷县廷，为遮要置与悬泉置运送甲卒收割的茭草。并通知效谷县廷，书到之后遣吏员将悬泉置前年所借调的八辆牛车输还郡库。
阅“牍”延伸
咽喉锁钥—汉代的敦煌郡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枢纽，自敦煌往西，有出阳关和玉门关二道分别通向西域，敦煌郡诸县就处在联通这两条路线的丝绸之路东道的主道上。敦煌郡下辖六县，自西往东，依次为龙勒、敦煌、效谷、广至、冥安、渊泉。其中两关即在龙勒县境，两关的战略地位显著，前汉尝设都尉于此进行管辖。
连接漫长丝路的重要节点，是遍布于其中的驿置亭舍。《汉书·张骞传》及《西域传》记载赵破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以后，“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帝国将负责物资运输的邮亭与作为军事防御前线的鄣塞修筑到了玉门关，这里的玉门关显然是敦煌地区的指代，也就是说此后汉王朝将管辖权拓展到敦煌地区，并设置了完整的机构来维持运行。
敦煌汉塞分布在敦煌境内的南北界，是军事防御的前线，而邮亭驿置则遍布主要交通线上。《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絶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段记录描述的正是丝绸之路到西域沿线往来繁忙的景象。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沿途络绎不绝的是驿马车队和商旅胡贩，而敦煌作为咽喉枢纽的地位更趋显要。
据出土悬泉汉简的记载，敦煌郡下至少有九个邮置，分别是龙勒、敦煌、效谷、遮要、悬泉、鱼离、广至、冥安、渊泉。其中遮要置、悬泉置与鱼离置不同于其他设在县治的县厩置，属于县域之内单独设立的邮置，不过在事务处理与日常运行中当并无二致。在这些邮置之外，尚设有骑置，如甘井骑置、平望骑置、万年骑置等，邮置和骑置之外，还有许多的邮亭。
敦煌悬泉置遗址|图源甘肃简牍博物馆
根据悬泉汉简记载，遮要置和悬泉置属效谷县所辖，而鱼离置为广至县所辖。据应劭所记，汉改“邮”为“置”，置是汉代邮驿体系中最主要的机构。置下又设有厩、厨、传舍等机构，这些机构分别具有各自的职能，如厩备有马匹，可以负责邮书传递、人员物资运送，厨负责饮食炊供，满足往来人员的日常饮食需求，传舍则负责为往来人员提供住宿接待，邮置及其管理的各机构组成了一个具有多样职能的综合体，这样的综合体颇像我们现在的招待所，又不仅仅局限于往来人员的招待，它的存设构筑了汉帝国文书行政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古代中国联通世界的基本单元。
邮置的运行往往不能脱离郡县行政体系而单独存在，必是在地方行政运作系统中才能展开其职能。像悬泉置这样的邮置，在接待西域诸国客的时候，也少不了郡县乃至中央王朝的多层影响。为了维持邮置的正常运转，郡县往往会通过人力、物资的调配来帮助邮置发挥职能。
简Ⅰ90DXT0110①:22所反映的事务，即是敦煌郡为支持遮要置和悬泉置的运转而发布的相关命令。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20年）七月，敦煌太守与太守丞同时出缺，此时代行太守事务的是郡长史，库守令则兼职丞事，他们联署发布的文书提到调牛车给效谷县，以帮助遮要置与悬泉置运送茭草。根据简文推断，这里甲卒所割茭草并非给予军队，而是给予遮要置与悬泉置，这些茭草此后可能留给二置来喂养马匹。从文书反映的史实看，基层邮置的物资供给，在特定时候极度依赖郡县的调剂。值得一提的是，文书提到要悬泉置归还前年借调的牛车，可见基层邮置机构尚有许多物资是从郡府一级借调而来。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基层机构深刻介入到汉王朝的国家大政当中。一个职位卑下的置啬夫很有可能在大时代的洪流中见证了许多写入历史的人和事。悬泉汉简中记载的长罗侯过置，日逐王降汉，康居王献橐佗，以及汉与西域诸国的互动等诸多史事无一不是邮置这样的基层机构对历史的见证。这些记载补充了正史的缺失，完满了时代的脚注，丰富了人物的具象，这些记载深刻反映了敦煌在汉帝国西北曾经占据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
汉敦煌郡邮驿系统示意图|图源《汉敦煌郡境内置、骑置、驿等位置考》
敦煌，作为汉帝国西达西域的跳板，其位置正如咽喉，其价值亦似锁钥，借由一个个基层机构，联通了汉帝国与西域的交流，又以千里塞防，守卫了汉帝国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1]李并成：《汉敦煌郡境内置、骑置、驿等位置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2]张经久、张俊民：《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甘肃简牍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