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到1924年，从藏经洞被发现，不到20年，敦煌艺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09年，清政府学部，拨付库银6000两，下令敦煌县交出剩余的经书。王道士早已将精品私藏于大经桶中，一路上的官员，甚至押运的官员，都雁过拔毛，最后运到北京，只剩下8697卷经书，书藏在北京图书馆。

　　时至今日，敦煌文物大部分还都分散在英、法、日、俄、美等国的公私收藏中，存留于国内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有个日本人狂妄地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

　　后来，季羡林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所以，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三、保卫和发展敦煌

 

张大千面壁敦煌

 

 

张大千临摹敦煌《反弹琵琶图》

 

张大千临摹《初唐大势至菩萨》

　　系统地研究敦煌，发掘敦煌，让世人认识敦煌，张大千是第一人。1941年，敦煌依然是黄沙漠漠的地方，张大千由成都，先乘飞机，再乘汽车，再乘骡车，最后骑马，终于到了敦煌。他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除了写成了20多万字的《敦煌石室记》外，还临摹壁画260余幅。

 

　　1944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和敦煌有关的艺术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它的第一任所长就是常书鸿先生。

　　对敦煌真正进行强有力的保护，是在解放之后。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立机构，常书鸿依然担任所长。直到1982年，常书鸿才举家迁入北京。常先生40年的艰苦卓绝工作，终于建立了中国对敦煌的系统研究和保护，历经磨难的敦煌应当庆幸自己有一位如此痴情的守护者。“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这是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是常书鸿对自己心灵的写照。

　　1963年，国务院拨款，加固敦煌的石窟。

　　1984年，成立了敦煌研究所。

　　时至今日，敦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对敦煌的研究热潮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温，已经发展成了博大精深的“敦煌学”。

　　敦煌艺术在发展、前进，最杰出的成果是舞剧“丝路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