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呼啸着驶进狭窄的香椿树街，警察们带走了松井、鼻涕、汤司令这帮少年，而白狼帮的红旗却突然从他家里消失不见了，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女孩子穿过围观的人群，用一种冷静的语调向警察报告了红旗的踪迹，他在河里，女孩指着河的方向说，他泡在水里，头上顶了半只西瓜皮，她后面跟着一个跛脚的男孩，男孩则尖声指出头顶西瓜皮是从电影里学来的把戏，男孩说，我知道他是从《小兵张嘎》里学来的，是我先看见他的。

　　所以红旗被推上警车的时候是光着脚的，身上只有一条湿漉漉的短裤头。一个警察从红旗的头顶上摘下那半只西瓜皮，扔出去很远，围观的人群里就发出一片哄笑声。有人将惊诧的目光转向王德基家的两个孩子，秋红和小拐、秋红像一个成熟的妇女那样撇了撇嘴，然后她拍了拍她弟弟的脑袋，小拐，我们回家。

　　夏天的大搜捕使城市北端变得安静萧条起来，那些三五成群招摇过市的少年像草堆被大风吹散，不再有尖厉的唿哨刺破清晨或黄昏的空气，凭窗而站的香椿树街的居民莫名地有点烦躁，他们觉得过于清净的街道并非一种平安的迹象，似乎更大的灾祸就要降临香椿树街了。

　　男孩小拐穿着他哥哥天平遗留的白衬衫在街上游逛，有一天他在码头的垃圾里看见一面残破的绘有狼形图案的旗帜，旗上可见暗红色的疏淡不一的干血。小拐认出那是白狼帮的旗帜，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旗帜扔在这里，也许那帮人在大搜捕后已经吓破了胆，也许伤亡和被捕使强大的白狼帮形如匆匆一掠的流星，小拐拾起了那面旗帜，小心地把它折起来掖在裤腰里，他想把它带回家藏好。石码头上有装卸工在卸一船油桶，油桶就在水泥地上骨碌碌地滚向街道另一侧的工厂大门，男孩小拐灵活地绕开油桶往家里走，他相信装卸工们没有发现他藏起了一面白狼帮的旗帜。从此以后男孩小拐拥有了一个真正的秘密。

　　作为男孩小拐唯一的朋友，我曾经见过精心藏匿的白狼帮的旗帜，他打开一只木条钉成的工具箱说，这就是我的百宝箱。箱子里装满了过时的铜片、烟壳、玻璃弹子和破损了的连环画，那面神秘的令人浮想联翩的旗帜放在箱子的最底层，上面还铺盖了几张报纸。

　　这是白狼帮的旗，男孩小拐的眼睛在阁楼黯淡的光线里闪闪烁烁，他把那面旗快疾地摊开，然后又快疾地叠好。我哥哥他们的野猪帮大旗我还没找到，小拐说，他们也有一面旗，比这面旗大多了，我看见过野猪帮的大旗。

　　你藏着它想干什么？

　　小拐没有回答我的疑问，或许他根本没听见我的疑问，我看见他把百室箱用挂锁锁好了，推到阁楼的角落里，然后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我会找到那面旗的，我要复兴野猪帮。

　　那是红鸡冠花盛开的晚夏的一天，在小拐家闷热肮脏的阁楼上，我清晰地听见男孩小拐说，我要复兴野猪帮。

　　9月孩子们重归学校，假期发生的石灰厂之战仍然使高年级的男孩津津乐道，他们坐在双杠和矮墙上谈论着白狼帮和野猪帮孰优孰劣，各执一词难以统一意见。后来校工老董的儿子董彪说，你们别争了，白狼帮和野猪帮算什么人物，真正厉害的是城西的梅花帮，梅花帮的人胸前都刺一朵梅花。

　　董彪在胡说。男孩小拐当着许多人的面戳穿了董彪的谎言，他说，城西没有什么梅花帮，只有龙虎八兄弟，他们和野猪帮是盟友，左臂刺龙，右臂刺虎，根本不刺梅花。

　　男孩小拐因此招来了董彪日复一日的追逐和报复。我看见男孩小拐像一只袋鼠在泡桐树林里绕行奔跑，因过早发育而成为学校一霸的董彪快乐地追逐着小拐，董彪最后把小拐按在树干上，用膝盖猛力地顶击小拐完好的那条左腿，这样男孩小拐总是应声倒在董彪的脚下，有一次董彪忽发异想地解开裤扣，对着手下败将撒了泡尿，董彪说，去叫你哥哥来，你哥哥算什么？就是他活着我也敢揍你。

　　我知道那是小拐童年时代最灰暗的日子，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敢欺负王德基的儿子小拐，他姐姐秋红和锦红对他的保护无法与天平活着时相比，在香椿树街的生活中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一向是微不足道的。除我之外大概没有人知道小拐心里那个古怪而庞大的梦想，关于那面传说中的野猪帮的旗帜，关于复兴野猪帮的计划。小拐曾经邀我同去寻访那面旗帜的踪迹，被我拒绝了。在我看来小拐已经成为一种赢弱无力倍受欺辱的象征，他的那个梦想因此显得可笑而荒诞。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