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商品经济、拜金主义的出现，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如今的文学作品，充满着对声色犬马的现实生活的肤浅意淫和躲进狭隘内心的无病呻吟，所谓“行动”，早已无比虚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慕容雪村的这本《中国，少了一味药》，才愈发凸显其价值。这是一本纪实文学作品，真实记录了作者二十三天卧底传销组织的经历，把一个同样身处阳光下却愚昧、黑暗得令人窒息的世界详细呈现了出来。在那里，一个人每天的伙食费是三毛五分钱；在那里，人们生活得像牲畜一样拥挤、粗鄙，却自以为在做着一个高尚的行业；在那里，一个能把相对论解释得通俗易懂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肯“破坏行业纪律”去吃顿肯德基。
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那味药就是粮食。五十年后，慕容雪村企图通过这本纪实作品告诉我们，如今，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
在书中，慕容雪村不厌其烦地描写了传销成员的生活状态和“组织规范”，并深入剖析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反常识带来的人性后果。
对于缺乏常识的原因，慕容雪村说：“也许你会奇怪怎么连大学生都会如此缺乏常识。但是你要考虑到，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都是反常识的。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去爱一些我们还不太理解的宏大命题。课本教育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让不少学生觉得吃苦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显然这也是反常识的。吃苦本身哪有高尚不高尚的？再比如，我们跟亲人天然地应该互相信任，但是传销者经常会与外人一起欺骗自己的亲人，甚至让亲戚辞了工作来干传销，这显然也是反常识的。这跟我们动不动就宣扬‘大义灭亲’的理论也有关系，我们动不动就会为了一个宏大的目的而放弃亲情。灾难发生时，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不救自己的亲人去救别人的报道。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就是反常识的。”
强烈的忧患意识让慕容雪村在传销组织里隐约看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以甘冒生命危险揭开现实黑暗面的勇气，也让文学，在阳光下的黑暗里“行动”，他也因此获得“2010人民文学奖特别行动奖”。
让人略感遗憾的是，作者只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了传销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并没有以写作当代历史的笔力来写这本书，因此书中虽然群像生动，但却依然让人觉得单薄、不够过瘾。如果在群像之中能挑选几个有代表性的个人，立体写出这些个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历程，并深入挖掘社会原因，深刻揭露当下社会的结构和生态，则文学的“行动力”将更加巨大。(钱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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