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叶

　　《上海电视》2012年3月B期

　　在春天里，在上海古籍书店里，遇见摇滚汪峰。

　　黑衣一袭，言语节制，不像他所景仰的金斯堡。不那么愤世嫉俗泥沙俱下一泻千里。他曾不止一次提及，颇受金斯堡《嚎叫》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瓦解》了。

　　至于小说，他最喜欢亨利?米勒、马尔克斯和凯鲁亚克。

　　“理想总是飞来飞去/虚无缥缈/现实还是实实在在/无法躲藏/心里充满欲望/身体没有力量/我不想感到悲伤/只好装得放荡/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满怀希望/我像一只小鸟”，这是小说《晚安 北京》主人公王凡所喜者。在小说第五章，作者安排这首《小鸟》自一户人家飞出，作者还安排王凡喜欢这支乐队——“鲍家街43号”。

　　汪峰是“鲍家街43号”的发起人、主唱。鲍家街43号，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码。

　　《晚安 北京》是他多年前的一部小说，还是他的一首歌，而今又成了一部书。

　　5岁，他开始拉小提琴，25岁放下，狂奔向摇滚。自认首张专辑《鲍家街43号》，还是有着对大师的膜拜心理。到了《花火》，渐渐找到了比较有个性的一套方法，包括词曲以及演绎。

　　《春天里》，大家说得已多。春天，注定连接并蕴含着冬与夏。

　　《飞得更高》和《我爱你中国》等歌，令他走高，也带来困惑。“这是我的国家，我凭什么就不能写？”而流行，或者说为庞然之物所利用所助推，往往会被指背叛摇滚精神，或是媚！纵然在这样的歌里也有抹不去的酸楚：“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

　　我喜欢他关于创作一定要“自私”的说法，这就是纯粹呀，别tmd想着讨好任何人。这也导向他的勤力。之所以有“摇滚幸存者”之称，亦与此直接相关。他的每张专辑都有好几十首的备选作品，《信仰在空中飘扬》更是高达七十余首。他说这还不算多。他请出了迈克尔·杰克逊，他记忆中，杰克逊在出专辑《危险》时，有两千四百多首备选歌曲，其中两百多首出自自己之手，其余是经纪公司在世界各地为他找的优秀创作者所写。对此，熟悉音乐的人，期待中国音乐的人，也许会有些话想说。

　　签售当日，有人问及年过四十且已为人父，是否变得温和？他说不，有了女儿以后态度更鲜明，更有棱角，心里的一些困惑……消失了。

　　暂不去谈“主流”与否的问题。汪峰的歌不是那么绝望，不是那么颓废，不是那么暴烈……在某种意义上，也没那么诗意，也还不足够勇敢或智慧，但当它们和音乐配合在一起时，不时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魅惑，一种结结实实的当下品格。

　　（“所有艺术都有时代性，不然就是伪艺术”，我愿意相信，他如此这般措辞时，潜意识里掂量过一块石头落入大海，与一滴水融入大海的异同。所谓，此时此地，远方远意。）

　　一个歌者知局限，能及物，多好。

　　“秘笈是些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就看你有没有照着做”

　　木叶：《晚安 北京》、《长安街上》、《北京 北京》……北京于你，究竟意味着什么？

　　汪峰：我一直生活在北京，很喜欢这个地方，感触也特别多，所以写北京也就多。福克纳就写一个“镇”，搞了一辈子。不过北京在我的歌里有时也就是个符号，如果你高兴，就唱成“上海上海”吧。

　　木叶：“现代生活是一摊垃圾，一摊臭不可闻的垃圾”，这是小说《晚安 北京》的劈头第一句。最终，主人公王凡在街头“突然”遭遇死神，如果他活在十年后的今天，结局可能会有什么不同？

　　汪峰：不好说，也许就普普通通，就像你在城市的大街上看到的一个人，没什么特别。那时有很多人都处于王凡的状态，他们现在也都四十岁左右了，也许就稀里糊涂地活到了今天。我觉得这样也挺悲哀的，我说过，王凡并不是最惨的。

　　木叶：《晚安 北京》这本书，有诗，有歌，有小说。看罢，觉得你是一个少见的对于精神层面和方法莫道不消魂论都极其注重的歌者。你精神层面最彪悍的部分是什么？在方法莫道不消魂论上有什么独家秘笈？

　　汪峰：其实，秘笈是很扯的，那都是些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就看你有没有照着做。我就是不停地写歌，写好歌、更更好的歌。

　　木叶：在首发于1997年的诗《永恒》里，你说“永恒看起来像块三明治”，想象力有异彩，但并没有就此展开，你喜欢这样的灵光一闪？

　　汪峰：这种诗性的东西往往就是那么一闪，经常都无法向它要求更多。更重要的是，你的灵光一闪是不是全是连不起来的片，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精神和情绪统摄，所有这些灵光到最后表达的东西是要统一起来的。

　　木叶：中国当下的小说家，有没有你特心仪、欣赏的？

　　汪峰：当下的？嗯，余华应该是很好的，韩寒也算很好的，不管现在有什么（发生）。（我觉得韩寒应该有足够强大的内心，这点事不需要朋友去……，如果他这点都需要我们去安慰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些作品。）我更多喜欢的是国外的作家。

　　我真的不是一名作家，最多只是一名作者，有可能出了十本书我也不觉得我是个作家，那是我的爱好，跟我写得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关系。

　　“做滚石不易，要说在中国有什么特别的难处，那就是和你一块儿滚的石头有点少”

　　木叶：学古典，入科班，然后叛离。你何时开始确信自己是做摇滚这块料儿的？家庭或外界的看法又如何？某时某刻是否也曾怀疑过自己？你的歌词中一次次出现“迷惘”这样的字眼。

　　汪峰：你看一个人从一个很好的高校出来，有很稳定的工作，挺体面的，好多人都羡慕。可是忽然这个人不要这些了，你肯定觉得挺奇怪的，我身边的人这么想也很正常。但我从一开始就相信，凭我的基础，我的能力，我的热爱，我就能做好摇滚乐。但做好是一回事，能不能出来是一回事，大家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确实没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迷惘是很正常的情绪，即使在现在，我也并不是说就完全摆脱了这种感觉。

　　木叶：新专辑《生无所求》中的《存在》一曲引人深思，“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从《鲍家街43号》到《生无所求》，你不断转身，懂你的人更加懂你，不喜欢你的人也总会找到不喜欢的理由。二十年来，你觉得自己一直不曾改变的是什么？

　　汪峰：我也一直在变，要说没变的，那肯定是我对音乐的爱，对自我的忠实，真诚这个东西是必须的。

　　木叶：在你的歌中，一些词语或意象反复出现，有些是大词，如“解放”、“孤独”、“爱”，有些则小，如石头。“像块石头一样滚来滚去”（《我在长大》）， “我发现我还像一块石头一样孤独”（《长安街上》）， “生活就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等待》）……在中国，做一块滚石最不易之处是什么？

　　汪峰：我是用了很多的“石头”，但仔细去看，它们代表的东西并不一样，有的石头是外在的压力和威胁，那就压得人喘不过气；有的石头是自己，一块没了知觉、没了用处的石头。在每个国家，做个滚石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要说在中国有什么特别的难处，那就是和你一块儿滚的石头有点少。

　　木叶：书中你说，在歌词方面主要影响你的是金斯堡、鲍勃·迪伦、科恩、列侬、吉姆·莫里森，为什么都是洋人？你起步时，正是中国摇滚的一个高潮，旋即就落了。

　　汪峰：摇滚乐本身起源于西方，它的形式、属性都是西方的，我们不向他们学习是不可能的。我喜欢的也不只是洋人，中国也有不少，食指对我的影响就挺大的，他非常了不起。

　　木叶：我很喜欢你早期《李建国》那样叙事性的歌，不过后来不多，发现你最近在看于坚的诗，他是这方面叙事的高手。有什么发现吗？进一步而言，你是怎么看待当下的诗与歌的？

　　汪峰：其实叙事性的摇滚作品很早就有啊，更早的布鲁斯，很多就是叙事的，讲的很具体，很亲切。我觉得一个摇滚乐创作者，读诗是个很有好处的事情，因为听众们是要看歌词的，而且你的形式很好，内涵苍白，肯定不够，因为歌词已经成了摇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读诗也能锻炼你的语言敏感，而好的诗也是可以唱出来的，你看莱昂纳德·科恩开始就是个诗人。

　　木叶：关注过林夕、姚谦、方文山的词作吗？或者说，你用什么心态和眼光看待他们的作品？

　　汪峰：我觉得也挺好的，只是大家走的不是同样的路，他们都在各自的方向上做得很出色。

　　“很多人这也批评，那也批评，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做自己的事情，改变一下现状呢”

　　木叶：出道至今，专辑九张。在当下摇滚界，创作力实属旺盛，除了一个勤字，除了使命感（对了，你是那种使命感很强的人吗？），你更想说些什么？

　　汪峰：热爱。只要你喜欢，什么坚持啊、使命啊，都顺理成章。

　　木叶：《信仰在空中飘扬》写了5年，22稿，在你心底，什么是好歌？你有什么标准或者说直觉？

　　汪峰：好歌很简单，你一听就进去了，发现这个人不是在说假话，他的音乐、歌词就是能打动你。因为艺术其实就是沟通，并没有太多可以拉过来唬人的理论。

　　木叶：人有人的命运，歌也有歌的命运。《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和《我爱你中国》），“是给我自己写的。恰好时候赶得对，就是国家都选用了这些歌”，而今你怎么看艺术性和时代性的问题？你还说艺术最大的功能和魅力是沟通，而不是别的。那么你所理解的“沟通”和别人有没有什么不同？

　　汪峰：所有的艺术都有时代性，不然就是伪艺术，是活人不说人话，专说鬼话。但时代性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抗拒的、抵触和批判的，一种是迎合的。我的《飞得更高》也没去迎合谁，我只写我想写的，写出产生了什么结果，我没办法控制。

　　我所说的艺术的最大功能是沟通，其实并不特别，只是和个人对个人的聊天那种沟通有一个方式的区别。艺术家可能是一个人对很多人说话，所以你要更坦诚，因为那么多人看着你，听着你呢。

　　木叶：传说汪峰是“摇滚圈里最主流的，主流歌手里最摇滚的”。我看到你曾说“我从不觉得《同一首歌》的舞台庸俗。我相信我在舞台上站100次，这舞台就会因我而改变。”作为一个一直行走或者说探索的歌者，心中会有什么不甘或不平？

　　汪峰：不甘和不平其实没那么严重，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希望得到别人正确的、中肯的理解，这点不会有错。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也批评，那也批评，但是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做自己的事情，改变一下现状呢？

　　木叶：“生活就是你好和再见”这句话出现在歌曲《一切都会流走》里，“爱情变成了你好和再见”出现在小说《晚安 北京》里，“拥有一切也不过就这样笑着哭”为《笑着哭》一锤定音。你看得很透（还有些悲观），但是也会写那么多励志性的歌曲，是有些分佳节又重阳裂还是世事复杂使然？

　　汪峰：音乐有复调，文字里也可以有，食指的诗就是复调的。其实好的作品，很多都有两重既矛盾又合拍的意义在里面。很多歌大家听着是励志，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主动地去励志，那就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说的话，我就那样说了，那样唱了。

　　“老崔的摇滚一听就是摇滚，罗大佑的摇滚有时候没有通过摇滚的形式来体现”

　　木叶：《北京杂种》、《头发乱了》、《昨天》、《长大成佳节又重阳人》、《北京乐与路》……好像一直不见有特棒的关于摇滚的电影，对此有什么看法？

　　汪峰：中国摇滚文化的基础还是不够强大，孕育出来的东西还不够丰满是一方面，电影工作者了解摇滚文化的也不够多。不过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有了，而且你提到那几部里面还都是有自己闪光的地方的。

　　国外的摇滚电影特别好的也就那么几部吧，《迷墙》、《丝绒金矿》什么的，这个题材有时候也不那么容易理解。但是有很多不是摇滚电影的电影，用摇滚乐用得很好，这也不错，不必强求。

　　木叶：《十七岁的单车》作曲，有激越，也有轻灵和幽婉的那一面。其间动静不多，这一次《向阳花》又成了电影《大追捕》主题曲，跟导演合作你有什么底线或期许？

　　汪峰：大家合作开心，味道对，音乐对电影有帮助，就可以合作。但是这暂时不会成为第一位的事情，我主要还是写自己的歌。

　　木叶：“我可以很坦率地讲，财富越多越好，这就是我想的，因为我知道怎么用，我可以控制它，而不是被它控制。”再强大的人是否也会遭遇自己不可控的心绪或状况？

　　汪峰：其实你已经说出来了，人的情绪往往是不可控的，人的可贵就在这里，他有感情。

　　木叶：很多人总是批评某某摇滚歌者商业化了，当然也包括汪峰。但我恰恰觉得，中国摇滚乐的一个软肋正在于没有出现真正的商业机制以及巨星。你说呢？

　　汪峰：你说得对。但还有一点，就是做音乐的人有时候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干脆点说，没能力接受这个。

　　木叶：《东北偏北》里你这样唱道，“我把灵魂还给这个世界/告诉她现在我已不需要了/周围正渐渐燃烧/我感觉我正飞向狂喜之地”。而今抵达了你自己的“狂喜之地”了吗？方便谈谈自己的遗憾吗？

　　汪峰：狂喜之地只是个象征，我说的狂喜其实也不是说高兴、幸福，它里面有一种苦涩、甚至疯狂和绝望的东西，就是说，飞了，找个没影儿的地儿待着去，你明白吗？

　　木叶：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在我心目中，崔健仍是华语摇滚第一人，超越罗大佑，也超越所有后起者。”你怎么看此二人的不同？

　　汪峰：崔健和罗大佑都是我很喜欢、很尊敬的人，两个人都够摇滚的，成就也摆在那里。要说区别，就是老崔的摇滚一听就是摇滚，罗大佑的摇滚有时候没有通过摇滚的形式来体现，他还写了很多很棒的流行歌曲和民谣，也很棒。

　　木叶：乐评人李皖说：“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摇滚乐究竟解放了什么？启了什么蒙？很奇怪，它的里面是空的，像崔健打开的那个理想的盒子一样，摇滚时代没留下实质性的思想成果，它只解放和启蒙了一种情绪和姿势。”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记得你是很欣赏李皖的。

　　汪峰：李皖这话说得其实挺一针见血的，中国摇滚确实孕育出的内容不多，学姿态的不少。而且还是学，不是开创。现在其实大家要做的就是扎扎实实地做音乐，这件事儿才是最根本的。

　　木叶：你怎么看，华语摇滚在世界歌坛上的贡献与位置？要走得辽阔、走得久远、走得精彩，音乐人还亟需什么？

　　汪峰：努力，努力，还是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