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童留美，看似平常，却具深远的文化意义。在文化变革中，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的变迁具有釜底抽薪的决定性效应。幼童在美国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在中国人固有的知识资源中注入了新学，西方文化在潜移默化地置换中国固有文化。从此，中国文化就溢出了传统，走上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路。随着知识的变化，与知识联系的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各种制度、思想行为、生存模式等几乎一切都会受影响，发生新变化。
更为显著的是，幼童留美为中国高级人才的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出国留学成为许多有为青年梦寐以求的黄金坦途，留学教育方兴未艾。1877年即有严复等77名青年往欧洲留学；1896年向日本派了13名留学生，随后就出现了几万人留学日本的盛况；留学美国也一浪高过一浪。整个20世纪，中国留学生遍布欧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留学生成为中国新知识群体的中坚和不可或缺的人才库，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由此不难断定，留美幼童是新文化的拓荒者，揭开了中国文化迈向现代的新的一页。
功亏一篑，“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矛盾折射
众所周知，清政府办洋务的基本方针是“中体西用”。幼童留美既然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清政府也必然会不折不扣地落实“中体西用”。具体而言，幼童必须把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这就是“西用”；但绝不容许幼童接受美式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要从思想到行动忠于清廷，维护封建专制，这就是“中体”。换言之，技术是“西式”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式”的。清政府把极其矛盾的“中体”和“西用”糅合在一起，用资本主义的“用”去维护封建主义的“体”，这就使“中体西用”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无法自拔。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的中国是非常进步的，具有划时代的开拓作用；另一方面，把先进的生产力纳入封建主义的制度体系和管理系统，必将制约新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或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幼童留美就是这样，一方面到新大陆接受美式教育，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元素，渐渐生长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质；另一方面，却强迫幼童固守清朝的文化传统，忠君亲上，回归原路，老老实实做清政府的奴仆。“中体西用”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文化效应，幼童一到美国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着装。幼童初到美国，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小马褂、绸缎裙子、黑布鞋，脑袋后拖着一根油光发亮的小辫子，美国人见后十分好奇，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多看他们几眼。一些淘气的小孩子经常跟在他们后面高喊：“中国女孩子！”幼童一听极其愤怒，但也毫无办法。尤其是在学校上体育课，他们的装束就更不方便。打篮球、踢足球时，脑后那条讨厌的辫子，实在碍事。因此，幼童纷纷要求换上美式休闲装，也有的提出要剪掉辫子。但却遭负责幼童事务的清廷官员严词训斥，坚决不让。理由是这种服饰代表的是清朝，剪辫子则是反清的象征。但是，时间一长，幼童就不理那一套，多数都换上了美式装，见清朝官员时再改装。个别的则偷偷剪掉了辫子，然后买条假辫子，应付官场。而一旦被留学生监督识破，常被杖责，甚至有更严厉的处罚，直至开除。这类问题几乎和幼童留美过程相始终，让清廷官员和留美幼童都很头痛。
第二个问题是学中文。幼童的中国话不会忘记，但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中文教育，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将来回国工作还真是问题。选派时只考虑到年龄小，英语易学，而忽略了中文教育。为弥补这一缺陷，只好在留学事务所开办中文班，一般每两周学习一次。但幼童们多对中文不大感兴趣，教授颇难。个别的则逃课或编“理由”不来上课，被发现后即被杖责。长此以往，许多幼童视学中文为畏途。现存的33篇幼童所写的作文，大多是一些浅显的习作，如《有朋自远方来解》、《见贤思齐焉解》、《五谷熟而人民育解》等。如何中学、西学兼通，成了留美幼童教育的一大难题。
第三个问题是入教。基督教是美国文化的根基，教堂遍布全国。加之幼童为了学语言，都分住在美国友人的家里，每逢礼拜天，幼童很自然地就和家长一起进入教堂，唱圣歌、听演讲、祷告祈福，非常开心，想家的愁苦和各种烦恼一扫而光。所以，幼童都喜欢去教堂，也有的接受了洗礼。这就犯了大忌。出国前，清朝官员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绝对不能信教。到美国后，幼童却我行我素，皈依基督，令留学生监督非常恼火，先是将去教堂的幼童找来训斥，后又将入教者开除。于是那些信仰基督的幼童总是战战兢兢，转入地下活动。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中美文化冲突尤为突出。
第四个问题是道德礼仪。以基督文化支撑的美国，道德伦理的核心是爱，爱的内涵是相互平等，所以在人伦关系和等级尊卑等方面要较清廷自由随意。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说没有爱，但爱被融化于严格的礼仪和等级之中，在三纲五常的规范中显示所谓的“爱”。幼童到美国后，由于年龄小，不熟悉清廷的礼仪规范，在新大陆那种自由的空间中，很快被美国的道德文化所同化，淡化了等级尊卑，见官员厌恶作揖、叩头。那些监督对此却十分在意。特意规定幼童定时到留学事务所请安，向长官作揖、叩头，否则杖责；并令幼童每周要朝西向着清朝的方向拜谒皇上，颂扬皇帝的“圣恩”；还在幼童学中文的课堂上摆上孔子牌位，上课前拜叩，体认“圣人”的伟大。幼童对这些繁琐的礼仪极为反感，常常因为做得不好被责罚。前三位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区諤良、容增祥还比较随和，在任时间也不长，被责打的幼童还不太多。第四位吴子登，则脾气暴躁，官味儿十足，幼童稍不留意，就遭打骂，甚至开除。久而久之，幼童与吴子登形成严重的对立，甚至不少幼童干脆不到留学事务所向吴监督请安。吴也视幼童为眼中钉、肉中刺，连幼童喜欢体育活动，也遭吴子登破口大骂，严禁参加。
以上四个问题，除第二个问题是决策失误外，其他三个问题的出现，说到底是中美社会文化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差异所致。在“中体西用”政策的指导下，清廷对幼童的开放度仅限于科技文化，也就是“用”的层面；一旦触及到价值观、信仰、人伦这些“体”的问题，就要收网了。吴子登的看不惯，除脾气秉性古怪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幼童们在不断冲击清朝封建专制的本体。所以吴子登与国内的守旧派联合，群起上奏，诋毁幼童。指责幼童们无论学到多么好的科学技术，也难以效忠清廷，与其培养些“假洋鬼子”，不如及早将他们撤回。再加上清廷想让一些幼童到西点军校学军事遭美方拒绝，于是就在1881年将幼童全部撤回。容闳原先设想的百年内每年向美国派一大批留学生的宏伟计划成为泡影。
幼童撤回时，大部分都在中学或技校学习，不少人已进入高中，有三名已经迈进大学，成才在即。一旦中途撤回，不仅浪费了巨额钱财，而且中断了幼童的学业，遗憾终身。美国的许多校长包括耶鲁大学校长朴德都写信给清政府，希望收回成命；总统格兰德也亲自致信李鸿章，希望不要中途撤回；清廷的一些开明官员也上奏反对撤回。但清政府一意孤行，蛮横地责令幼童回国。幼童归国后，像罪犯一样被关在上海的一所学校，几天后随便分配工作了之。但幼童们毕竟掌握了一些先进文化，竞争力强盛。凭借他们自身的努力，在20世纪初年大都崭露头角，不少人成为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事业有成。其中最著名的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内阁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