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界，就一种（个）文化现象，或者一本书、一位作家而进行专业的研究，甚至因此而成立研究机构的，委实不少，比如研究孔子的，研究《道德经》的，研究楚文化的，研究元曲的，研究“山药蛋派”的，等等，这些林立的山头之间，无疑要数对《红楼梦》的研究最为轰轰烈烈，也最为引人注目了。

    《红楼梦》的研究机构俗称“红学”,而研究《红楼梦》的人们，自然俗称“红学家”了。

    《红楼梦》无疑是担得起“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这一称号的，它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高峰。从写作手法上来说，它结构宏阔，叙事繁杂，虽面面俱到，却详略有序；从文本内容上来说，它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而且包罗万象，举凡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经济、制度、礼仪、规矩、商业等，无所不有涉及；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它更是具有石破天惊般的革命性：从始至此，“首次”把女人当“人”来对待。

    对于这样一部小说，有人愿意去潜心研究当然是好事情，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它？需要研究它哪些方面的内容？是研究它的文学艺术，还是研究它的社会意义？研究成果对今人到底有怎么样的功用或启示？

    胡适、冯其庸那茬人对《红楼梦》的研究还是比较规矩的，先不说成绩大小，至少是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对待的，无论考证派，还是索隐派、评点派，都依理依据，后来大家所知道的一些有关《红楼梦》的信息，也主要是那段时间研究出来的：《石头记》怎么就变成了《红楼梦》；书中人物名字的谐音皆有他指；《石头记》前80回由曹雪芹原作，后40回却是由高鹗续完的；书中荣、宁二府暗指什么，又象征着什么；作者曹雪芹的籍贯、家族，以及曹雪芹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写作该书的……这些成果都让人们不得不叹服，那是真学问，研究《红楼梦》就该这么个研究法。

    不过，《红楼梦》写得再好，也不过一本小说而已，字里行间该研究的、能研究的都研究过了，怎么办？许多“红学家”们为了石破天惊，只得另辟蹊径，专往那犄角旮旯里研究，充满了穿凿、猜测和附会：大观园里的人们经常聚在一起喝茶、喝酒，他们喝的是什么样的茶叶？每个人茶叶放多少？用什么茶具？泡茶的水是自来水还是泉水？喝酒喝的是米酒、黄酒，还是白酒？酒是什么牌子、怎样包装？酒精多少度？谁喝酒上脸谁不上脸？每个人酒量怎样？贾宝玉在薛姨妈处为什么要喝两碗鸡皮汤，而不是喝一碗或三碗？为什么是鸡皮汤而不是别的什么汤？作为男人，贾宝玉为何要蹲下小解？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骗得贾瑞晚上等她时，“哗啦啦一净桶粪可巧浇了他一头一身”,到底浇的是什么粪？晴雯几个人在怡红院里玩抓子儿，抓的是猪拐骨还是羊拐骨？或者干脆就是石子、黄豆、绿豆？吃螃蟹也是《红楼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那么，她们吃的是河蟹还是海蟹？还是大闸蟹？是公蟹还是母蟹？有无蟹黄？林黛玉腰围多少、胸围几何？林黛玉穿多大号码的鞋子？--“红学”会长冯其庸教授把这种研究称为“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说到底，小说毕竟是作家的虚构，即使文本中的某些情节、某个人物于现实生活中有过原型或参照，经过艺术加工后，也已经远远不是“这一个”或“那一个”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去费力研究那些本就不存在的事件和人物身上所附着的东西，也太荒诞无稽了吧！

    还有些所谓的“红学家”,研究《红楼梦》既不考证，又不索隐，也不评点，而是胡乱猜测，充分臆想，要么把《红楼梦》中的某个人物混为现实中的某个人物，以便引起人们的惊奇和“恍悟”;要么采取枝桠不断伸展的方式，对《红楼梦》中的所有人物肆意地进行曲解、歪解与恶解，以显示自己在“红学”研究上的与众不同。比如，就有“红学家”读完《红楼梦》后便推测出薛宝钗会改嫁贾雨村、柳湘莲兵临城下元春奉旨自杀；研究者冯蜂鸣将李清照的形象、才华、性格、爱好、身世经历、诗词文赋以及历代名士对李清照的评价仔细分析后得出“林黛玉就是李清照”的影射；有人认为，贾宝玉的原型是废太子胤礽，或者是词人纳兰性德；更有名作家刘心武转而研究《红楼梦》，所提观点皆出人意料之外：在《话说赵姨娘》中先是推测赵姨娘长相不雅，这样就可以设问：“贾政为何会纳如此猥琐、鄙陋者为妾？”最后得出结论是“下体可采”;在《秦可卿出身未必卑微》中，更是大胆假设，无须求证，靠想象得出秦可卿可能是胤礽的女儿（又是一个现实与虚构的错乱）；在《论秦可卿之死》中，刘心武从张友士给秦可卿看病入手，“认为张友士的谐音正是‘有事’或‘有示',所开药方也就是’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指示她要到从小熟悉的地方去’归身‘.为什么要她自尽呢？刘心武推断是因元春告发。这样，故事中有了卧薪尝胆，有了间谍与叛徒，有了最后悲壮的云雨告别，甚至从天香楼通向秦可卿的居室都有事先设计的专门暗道。”（朱伟《刘心武的秦可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此这般地研究下去，只能注定越研究离《红楼梦》就越远。

    实用主义者从《红楼梦》里读到的是另外的需求：根据《红楼梦》里对酒的描写酿出了“红楼梦酒”;《红楼梦》里经常吃饭，稍加留心，便制出了“红楼梦食谱”;林黛玉、薛宝钗，还有其他人物不是经常生病要吃药吗？让那些药方也服务于现代社会吧；大观园景色宜人，那就按图索骥，在现实生活中再造一个大观园……走进书店，充斥我们眼球的有关“红楼”的书不胜枚举：《职场红楼》《乱炖红楼》《王熙凤执掌红楼36招》《医说红楼》《红楼服饰》《红楼收藏》《红楼女儿的现代生活》……

    真的《红楼梦》或曹雪芹就伟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吗？无论是时代所限、见识所限、信息所限，还是一个人的精力所限，曹雪芹当然不可能是个无所不能的全才。那么，对于曹雪芹这一个人、对于《红楼梦》这一本书，难道真的就需要花费100多年的时间（也许还要延续下去）、消耗那么多的“专家”殚精竭虑地去研究吗？由喜欢到欣赏，由欣赏到崇拜，由崇拜到迷信，就连曹雪芹没能写完《红楼梦》都成了“伟大的省略号”,它“虽然没有最后写完，然而却如英国勃郎宁所说’不完全的才是最完全‘,它像断臂的维纳斯，依然是卓越的艺术品，而且别有一种令人惋惜、引人遐想的艺术魅力。”（蒋和森《感慨万千说〈红楼〉》）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一本书没写完只能说是个遗憾，怎么能与塑好后又专门砍去一支胳膊的维纳斯塑像相比呢？余秋雨先生在《六百年郁闷》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不少《红楼梦》研究者喜欢从书中寻找与历史近似的点点滴滴，然后大做文章，甚至一做几十年。这是他们的自由联想，但是，如果一定要断言这是作者曹雪芹的意图，那真要为曹雪芹叫屈了。作为这么一位大作家，怎么会如此无聊，成天地在自己的天才作品中按钉子、塞小条、藏哑谜、挖暗井、埋地雷？在那些研究者笔下的这个曹雪芹，要讲历史又不敢讲，编点故事偷着讲，讲了谁也听不懂，等到几百年后才被几个人猜出来……”

    就这样，为了达到各自不同的目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在“红学家”们的手中，被不断地揉来搓去，早已是百孔千疮面目全非了。研究《红楼梦》研究到如此地步，套用几句王朔批鲁迅研究者的话，就是：曹雪芹对自己、对《红楼梦》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曹雪芹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红楼梦》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曹雪芹”“二曹雪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