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孙家寨村在内蒙古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距西宁市14公里，北川河静静地从村子旁边流过。1973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182座汉晋时期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文物，鸾凤铜熏炉盖就是其中的一件。

　　

　　青海省博物馆研究员柳春诚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对这件鸾凤铜熏炉盖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这件熏炉盖，很有可能是一顶头冠，柳春诚先生将它命名为“匈奴青铜神鸟冠”。

　　

　　

　　

　　▲汉代·鸾凤铜熏炉盖

　　

　　1、匈奴墓中出土青铜器精品

　　

　　柳春诚先生说：“1973年，这件文物出土于上孙家寨一座6人合葬的匈奴墓葬中，墓葬的年代大概是汉末至魏晋初期。这是一件做工非常精湛的青铜器，文物的底座呈半球状，底座中心部位铸刻出镂空工艺四瓣花形图案，四周同样以镂空工艺扇状分布出四组内容相同、相互对称的双圆十字纹间花蕊纹图案。半球底座边缘后侧，铸有一个活动钮鋬可与球体底座启合。”

　　

　　柳春诚先生介绍，这件文物，在半圆形底座顶部中心部位，铸有一只貌似仙鹤的神鸟，它单足站立，另一条腿前曲，曲颈灵动，两翅舒展，尾翼平伸，充分体现出了神鸟展翅欲飞的优美姿态。

　　

　　神鸟的形象是由三个构件分铸合接而成，每个构件的造型都是采用锤揲剪裁工艺制成。锤揲是我国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就是通过不断地锤打和敲击让金属变形，直到最终形成所需造形或纹样，这种技术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西亚和中东地区。

　　

　　当年，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件青铜器后，根据发掘者的经验，在当时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将这件青铜器命名为了熏炉盖。如果此墓不曾被盗，按一般正常逻辑推理，就应该出土一件完整的青铜熏炉器具，也就是说，熏炉盖与炉体应同时出现，但在考古发掘现场并未发现熏炉体。

　　

　　

　　▲上孙家寨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官印(资料图片)

　　

　　2、青铜器中的匈奴文化特征

　　

　　柳春诚先生介绍，在上孙家寨墓地中出土了一批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文物。如东汉晚期的网格纹铜带扣，具有强烈的斯基泰风格。斯基泰是早期活动于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类型。

　　

　　在我国，这种文化类型的文物多出现于匈奴文化中，有史料记载斯基泰人是匈奴人西行的一支。两汉时期的匈奴驰骋草原，所向披靡。所以在诸多匈奴墓葬中常会见到具有波斯风格或是斯基泰风格的文物。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官印的出土，更为该墓的断代和墓主人的族属身份提供了可靠依据。”柳春诚先生说。

　　

　　这些匈奴墓葬在青海东部的出现以及匈奴文物的出土，为柳春诚考证这件青铜器的族属、名称及实用功能提供了可靠佐证资料。“1972年，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一批珍贵的文物，其中，最为罕见的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胡冠实物。这套颇具匈奴文化特征的胡冠与我省这件熏炉盖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柳春诚先生说。

　　

　　

　　▲出土于内蒙古阿鲁柴登的鹰顶金冠

　　

　　3、熏炉盖疑是神鸟冠

　　

　　柳春诚先生介绍，出土于内蒙古阿鲁柴登的金冠饰也叫鹰顶金冠，这件鹰顶金冠也是由下部为金片锤打成半球体和上部的雄鹰组成，上部的雄鹰昂首傲立、展翅欲翔。鹰头、颈、身、尾之间由金丝连接，头、颈、尾均可左右摆动。鹰体、鹰尾也是采用金片锤揲的技术制成。

　　

　　冠上的雄鹰中空，双翅、尾羽及周身羽毛清晰逼真。半球体表面由中心点一分为四，一周扇状分布四组内容相同、相互对称的浅浮雕狼噬咬盘角羊的精美图案。狼呈卧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成反转状。下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图案带组成，主体部分为绳索纹，相互连接的部分两端分别铸有浮雕的虎、马、羊图案。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认为这件金冠的主人应该是一位驰骋疆场、地位显赫的部落首领。

　　

　　柳春诚先生细细研究和对比了鹰顶金冠和鸾鸟铜熏炉盖之间的异同，认为出土于我省上孙家寨墓葬的熏炉盖极有可能是一顶青铜冠，于是他将这件熏炉盖命名为“匈奴青铜神鸟冠”。

　　

　　柳春诚先生说：“青海上孙家寨的熏炉盖，从形制上与内蒙古阿鲁柴登金质胡冠同出一辙。它们还有许多共性，如它们都出土于匈奴墓葬，总体造型形式一致，底座均是半球体，其上均雕有图案，冠顶部都设置鸟类的造型，只是一个是雄鹰形象，一个是神鸟形象。器物造型及创意构思、文化内涵及寓意极为接近。”

　　

　　当然它们也有所区别。“它们所处的地点、时代不同。一件出土于内蒙古，属于战国时期，一件出土于青海，是汉晋时期的文物。内蒙古阿鲁柴登金质胡冠为金质，我省神鸟冠为铜制等。”柳春诚先生说。

　　

　　4、匈奴人曾经居河湟

　　

　　公元前209年，匈奴人冒顿杀了自己的父亲，自立为单于，之后的许多年里，冒顿单于连年征战，收复了许多邻族，成为了北方草原上的霸主，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

　　

　　汉武帝时期，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维护边疆的安全，汉武帝派霍去病攻打匈奴，匈奴大败，逐渐分为了南北两部。之后，匈奴王日逐王比率南匈奴四万多人归附了汉朝，汉王朝将他们安置在了河套地区。

　　

　　在漫长的民族融合中，这些匈奴人与西迁的小月氏人和羌族融合，游牧于祁连山附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归附于汉朝的匈奴有一部分翻越了祁连山，进入了青海，到达了水草丰茂的河湟地区。

　　

　　对于这些归顺的少数民族部落，汉朝采取了属国的政策，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以及社会组织等都保持不变。

　　

　　据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崔永红先生等编著的《青海通史》记载，东汉时期，“马援(东汉著名军事家)注意妥善安置归降的羌人以及匈奴、月氏等少数民族，凡来降者，马援皆奏请朝廷封其酋豪以侯、王、君等爵位，赐印绶，委任这些有威望的首领管理本族、本部落事务。”

　　

　　到了东汉时期，湟水流域是匈奴其中一支卢水胡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他们与羌人以及月氏人交流合作，相互融合。“在青海境内，除上孙家寨汉晋墓出土有匈奴文物外，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共和等地也出土了零星的匈奴文物，时代都属东汉时期。

　　

　　这些文物以及相关文献记载都表明，两汉时期的湟中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域。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匈奴文化遗物，指明了当时匈奴族的一支别部不仅到过此地，而且也埋葬在同一墓地之内。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官印和青铜神鸟冠，应该都是活动在湟中一带卢水胡首领的随身用品。”柳春诚先生说。

　　

　　所以，柳春诚先生认为这件匈奴青铜神鸟冠的拥有者也应该是活动在青海湟中一带的匈奴的首领或贵族。由于青海地区尚未发现青铜冶炼遗迹，该文物很可能是卢水胡人从外地引来。匈奴青铜神鸟冠也就成了匈奴部族曾经在青海地区游牧生涯的一个确凿的印证。

　　

 

　　

　　来源丨西海都市报（文/王十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