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健雄
孙晓飞先生的新著《千年孔子》（团结出版社）有个副题——商周之战、春秋之乱与孔子之变，看来他想着力于寻根溯源，再现夫子思想形成时复杂的时代背景，挖掘出更近于其本意的深刻而又简单的内涵。这是一件很有意思但难度极大的事，因为两千五百年前，汉字发明与流通未久，只在极少数人（史人、卜人、贞人加上操作型的书人与刻人，后来又加上王者）中间踽踽独行，更加重要的功能是与神交通，即便后来被称作圣人的孔子，也认为没有随便运用的资格，不敢妄自行为，只是“述而不作”即通过口头语言来传播他的认知与教学。（对于口语的魅力与效用，孙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述，是我此前完全没体会的，兹录于后，供诸位共赏：
“露水一碰到阳光，就失散。玫瑰一碰到夜晚就暗淡。口耳相传的知识，必须经过心灵的接收、存储、发酵与酿造，在心灵间传递，保持着秘密性和思想的温度。在这种彼此方可理解的情景中，彼此获得认知：我们共同拥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具有圣徒感，每个参与者都是神圣仪式中的一个链条，都是神迹的创造者。在这种神圣的光芒中，每个人具有了神性。”
当年孔子的思想，就在这么一种神妙的境遇中生成与完善。至于《论语》，现在学界多数共识是后人辑录整理他说过的话编撰而成，这个过程中难免有意无意掺杂进当事人的主观意念，且文字本身的含义也在不断流变之中。随便举个晚近与当下的例子，也就百年之间，“小姐”这么一个仅仅表达人物称谓的词，其用法与语义就经历了多少甚至根本性的改变，从对大户人家未出嫁女儿善意与亲近的称呼到鼎革之际带上某种意识形态的贬义，再到改开后沦为专指操皮肉生意者。前后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那么，有多少汉字在千年流变中早就面目全非，试图寻找钩沉其原意与理解其变化缘由与过程，乃何其不易！
孙先生认为孔子的主张与坚持在当年的情境中，有如下主要的正面意义：
一、与神权进行宇宙主导权力的争夺
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尊事鬼神，认为非自然力量决定着世间一切，所以负责担当与上帝沟通的巫，拥有巨大影响力，到了商代末年，人间之王直接介入与神的交往，成为“众巫之长”。不受制约的权力恣意扩张，导致最终覆没。代商而立的周王，总结前朝教训，认识到只有“以德配天”才能长治久安，而是否“保民”则成为一项重要的度量指标。
孔子提出“仁”，通过一系列思想建构，把神权放置于人类道德的约束之下，让善恶作为天神行使神权的标准。
二、与君权进行思想权力的争夺
孔子晚年说过一句重要的话：“五十而知天命”，即他已掌握了易理，可以直接与老天爷沟通。这等于宣告只要笃志于学，儒家知识分子也可以与人间之王一样，为治理天下立规矩、出力。事实上，当时世道已陷入礼崩乐坏的状态，他觉得有责任担起“克已复礼”的使命。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如果君失其德，不接受礼的约束，则道不同，不相与谋。
三、与贵族进行知识权力的争夺
春秋之前，“学在官府”，知识权力完全掌握在人间之王和贵族、特定世袭家族手里，通过垄断，他们获得某种优越性和优先权。孔子广收门徒、不设门槛，催生了一个靠出卖各类知识而谋生的阶层，让有志于礼、有志于仁的儒家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重要管理岗位。孔子不遗余力地发展私学，终使阻碍阶层流动的世卿世禄制度得以瓦解。
这些意义的发掘与认识，与近代以来各国汉学家的工作不无关联，晓飞此书特点之一就是从世界看中国，他阅览了大量此类读物，于自己和别人都是一种悟性的开导。汉学家多生活在已然现代化的国度，往往比身陷其中的当事者更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孔子的认知与做法与当道者经常存着冲突。所以他活着的时候，常如丧家之犬，死后的荣耀多数也是因为有被利用的价值。
到了秦以后，大一统模式成了中国道路，对孔子表面的尊祟外，儒教的发展并不平坦，其中于统治阶级有利的，得以光扬，事实上也有利于统治阶级但需要他们约束自己、牺牲某些当下利益的，则传承艰难，不断被扭曲与遮蔽。
今天再来认识原初的儒学无疑是有意义的，尤其经常有人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而另行其道。那么为老人家辨析，告诉大家，儒学里面其实就有与现代社会合拍的譬如人本主义等等内容，你不能胡说八道。
然而此外的意义有限，因为到了当代即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现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已近成熟，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比较中或自觉自愿或不得不选择并非本国传统的治理方式，也惟有这样才能适应全球市场；和当下大多数国家达成政治共识。
所以更重要的，是向外学习。这也是几十年来，实行改开政策的底层逻辑。
认真读此书，时会有叫人惊奇的发现，即在一些方面，我们有时做得连孔子都不如，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嘛，难道两千多年就白白浪费了？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孙晓飞先生做了一件本来可能只有学术意义，却并非如此的大事。
这是不是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作者赵健雄为著名作家，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