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为研究两汉的法律制度、律令条文和法律思想提供了具体内容和典型案例。
两汉的法律制度和律令条文在传世史籍中没有留下完整的材料。清人薛允升着有《汉律辑存》和《汉律决事比》，沈家本有《历代刑法考》和《汉律摭遗》，稍后的程书德《九朝律考》有将近五分之二的篇幅是《汉律考》。但它们都属于爬梳剔抉、勾沉索隐方面的辑佚工作，不能反映汉律的全貌。近年出土的张家山《二年律令》是汉律方面最集中的材料，此外在西北汉简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可弥补上述不足。比如萧何九篇之律之贼、盗、囚、捕、杂、具、户、兴、厩，几乎都可在其中找到有关条文。再如诏书律、版诏令、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罪人得入钱赎品、烽火品约、大司农部掾条等等，这些律、令、科、品、条、约的具体内容可谓举不胜举。
此外还有一些完整的诉讼卷宗，提供了研究当时诉讼程序和法律制度的生动材料。着名的《寇恩册》就是其中之一。该册共有36枚简牍组成，全文1526字。是东汉建武初年甲渠候官粟君和客民寇恩发生的一宗经济纠纷的案卷材料。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初三日），都乡啬夫宫根据居延县转来甲渠候官的文书，对被告寇恩进行传讯的口供笔录；即“乙卯爰书”;二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的另一份爰书，除日期不同外其他内容与前大致相同；三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都乡啬夫就此案验问情况给县廷的报告；四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廷对案子的判辞。这样完整的司法文书，对研究当时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4.研究两汉邮驿制度的历史标本
古代的邮驿是人际交往的纽带，是政令畅通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那么两汉时期皇帝的诏书是怎么下达，朝廷的公文是怎么传递的？各级官员巡行和出使，外国使节朝贡奉献，一路的车马食宿问题怎么解决？汉简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画面。
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悬泉置遗址位于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上。根据出土汉简的记载：从东往西有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每个置的规模功能相同，大致间隔30千米一字摆在交通要道上。像这样的置在敦煌郡共有九处。悬泉置的日常工作有置啬夫总领，其上受效谷县直接领导，并由敦煌郡派太守属吏监领。其编制人员有“官徒卒御”37人，其吏员除置啬夫外还有置丞、置佐协助啬夫处理置务。工作人员有卒、御、徒、奴、复作等。值得注意的是：置是一个综合性的邮驿接待机构，凡是有置的地方，邮、驿、厩、厨、传舍、骑置都设在一起，是置的内设机构，在置的领导下分司其职。悬泉置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钱、粮调拨和车辆、牛马的配发，其中大宗的要由效谷县发给，其方式除了直接下发外，有些要分摊给所属的乡、里百姓，由民户直接送往悬泉置。其中一部分可能还要自筹，自种一部分粮食和草料来解决。其开销主要是吏员的膳食俸禄、来往人员的接待、牲畜饲养和车辆的维护。悬泉置有传车10-15辆，牛车5辆，额定养马40匹，养牛若干头，办公用房20多间。悬泉汉简主要是传递公文的登记和接待客人的记录。与此主要职能相关而涉及到的其它内容也十分丰富。
5.提供了丝绸之路的详尽的路线走向和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资料。
丝绸之路从汉唐以来就一直是联接欧亚大陆的一条桥梁、纽带，是一条友谊之路、文化之路。凡是丝绸之路辐射到的国家、民族、人群，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无一不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尽管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人种不同，但他们对丝绸之路与自己的关系却有着普遍的共识。西北6万多汉简从广义上讲都跟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东段从西安（或者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而到达敦煌。中段横穿新疆全境，从敦煌阳关玉门关出发，经天山以南城郭诸国到帕米尔高原。西段是越过帕米尔南到南亚次大陆，西到中亚和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
先说东段，居延汉简的里程简和悬泉汉简的里程简，把从西安到敦煌的整个路线连接了起来。两简共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七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和区间里程。居延简上的四段分别是：第一段西安以西106千米，第二段今宁夏固原东西100千米，第三段甘肃景泰到古浪137千米，第四段山丹、民乐、张掖100千米。悬泉简上的三段是：第一段古浪到武威以西111千米，第二段张掖境内102千米、第三段酒泉到敦煌99千米。由于简文的残断，呈现的路线时断时续，但不影响我们对东段丝路的整体认识。它告诉我们：从长安出发，沿泾水河道西北走，经平凉、固原绕过六盘山，在靖远过黄河，再穿过景泰和古浪到武威，经河西四郡出敦煌，这是当时东段的主要路线，是官员、使者和商旅的首选。只有当这条路线受阻时，人们才选择另一条路线，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水河道西行经宝鸡、天水、临洮，尔后进入青海横穿柴达木盆地，从索尔果里到若羌，此即所谓的羌中道。两条东、西平行的道路中间，还有两条支线可以南北互通。一条是从临洮到兰州，沿今天312国道进入武威；一条是经青海扁都口到张掖。直到哀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羌人才献出青海湖一带而成立西海郡，所以整个西汉时期羌中道几乎无法通行。即令选择渭水西进，到了临洮也得北向经金城进入武威。
关于中段路线，《汉书。西域传》是这样记载的，“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西域汉简和河西汉简中有关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的材料就是南道交通的生动记录。除小宛、渠勒两国偏处昆仑山沟谷，不当孔道外，其他都是南道可供来往人员食宿给养的重要国家。南北两道的国家不仅自己作为东道主要为东来西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和交通，同时又作为客人穿行在东往西来的道路上。比如从悬泉汉简中记载这些国家出使、朝贡或商旅往来的情形中可以看到：就前来汉朝的西域国家，有一个国家单独前来的，也有数个国家甚至十多个国家结伴而行的；就前来人数而言，有几个人同行，也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浩浩荡荡东进的；就来客的身份而言，有国王、有质子、有贵人、有使者、有副使、有从者、有商旅。可见自从张骞“凿空”后，一方面是汉王朝“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另一方面是西域各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除天山以南南北两道外，还有一条是横跨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这条道路是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通道，早在张骞凿空前，中原的丝绸就通过游牧民族的间接交易到达中亚和南俄草原。但两汉时期的官方通道主要还是在天山以南。就连汉朝直接与乌孙的使节往来也是通过天山以南的北道实现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