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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鸿时（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汇报到胡乔木那，就把所有的各种主要的版本都拿来都看，钱钟书说的对了，就改吧，在毛泽东选集上改一改。我就很怀疑，那是1942年的社论，这个好像小朋友看过《西游记》的也很多很多，谁都知道的嘛，不是牛魔王是铁扇公主，为什么一直要留到钱钟书来开口来纠正呢？当时就是说，我认为当时就是已经把毛（主席）好像碰不得的。
凤凰卫视2011年12月17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坐在人生的边上
——杨绛
杨绛（1911-）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
著有《洗澡》《干校六记》等
译有《堂吉诃德》《斐多》等
陈晓楠：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书香门第的大才子，一位是出身名门的才女，一位是在世界文化版图上为国家增光添彩的文史大家，一位是记录了划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著名文学家，佳偶天成，学者伉俪，民国以来钱钟书和杨绛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一对。两个人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著名华裔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经盛赞道，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杨绛录音：朋友们、同志们，钱钟书年轻时曾对我说过一句心里话，他说我志气不大，但愿竭必生精力做做学问，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他首先，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用来做做学问，他的志愿不大，却也不小了。
解说：2011年10月15日在首都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走进钱钟书的读书生活”的活动，应邀参加活动的钱钟书的亲朋故知，将自己所亲历亲闻的有关他的好读书，勤治学的往事与在场的所有读者分享。而刚刚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完成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更在万众瞩目下正式发行出版，十一年的精心努力，二十册厚厚的笔记，只因为十三年前的一个承诺。1998年12月19日饱受多年病痛折磨的钱钟书，等不及妻子杨绛赶到床前，便自己合了眼，或许心上有太多事情放不下，他走时有一支眼睛没有合好。
陈洁（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责任编辑）：像钱先生他的很多的学术成果，没有能够来得及公之于众，然后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遗作，杨先生她是怀着很巨大的悲痛在清理战场，就是说我要把钱先生的学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让大家知道。
解说：为了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已年届九十，本已身心交悴的杨绛，对钱钟书的全部手稿开始精心的整理排编。她后来回忆道，“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
杨绛录音：抽屉里这个那个，我不知道呀，而且我都没有明白，他没有分咐我呀，我都分不清这个是什么，他的外文里头有德文我不懂的，意大利文我不懂的，拉丁文我不懂的。
薛鸿时（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多少年了，一页一页这种耐心细致，拿剪子浆糊粘，贴、补就是，有的已经脆了，成两半了，他还要拿纸去贴好，补好这样。
解说：而当2011年中文笔记正式发行出版时，未莅临活动现场的杨绛，用录音的形式代钱钟书表示感谢。
杨绛录音：他今天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我是他的老伴儿能体会他的心意。
解说：钱钟书字默存，1910年出生于诗书礼仪，家学深厚的无锡钱家，有着“江南才子”之称的父亲钱基博望子成龙，对长子忠书殷殷教诲，教会中学毕业后，饱读中西方诗书的钱钟书以英文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便闻名学界，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从英法留学归国的钱钟书，再次被母校清华破格聘为教授。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钱先生年轻，他教大一28岁，我18岁，比我大10岁，我中学老师都比他大，我上的时候崇拜老先生嘛，年纪大的那种，一看一个老师这么年轻，本来是失望的。我就问张燮，张燮是我中学的同学，又是我表哥，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老师棒。
解说：尽管只在当时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授课一年，他敢质疑，勤钻研的学风，特别是他对“怀疑主义”的精辟见解，为当时刚刚入校的许渊冲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获益匪浅的还有许渊冲的同班同学杨振宁。
许渊冲：钱先生讲怀疑主义，这个东西不大好懂，抽象的，钱先生用简单明了的英文来讲，一切都是问号没有一个句点。解释的形象化，把这个抽象的观念，用形象的字眼来说，杨振宁怎么受影响呢？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得诺贝尔奖？就是怀疑宇宙永恒定律。
解说：钱钟书爱读中西方诗文也爱写，在清华学习的第三年，他遇到了同样爱诗的杨绛，杨绛原名杨季康，家中排行老四，1911年出生北京，后因父亲杨蔭杭时任京师高等检查厅长，不愿在军阀政府沉浮，而举家迁回老家无锡。已经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大四学生的杨绛，因为醉心文学创作，最终踏上无锡开往北京的火车。一年后她正式考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院，在如梦之梦的清华园，在古月堂下，杨绛初遇钱钟书。
叶廷芳（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总觉得天作之合，两岸的知识背景，两人的智力的强度、高度都一致，没有听说他俩人有拌过嘴或吵过架。
薛鸿时：钱先生不是说在朋友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说起季康，季康，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朱虹（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要是泡脚的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相应的词，能不能说得出来，互相玩这个游戏。
解说：历经过战乱，饱受了离情，这对相濡以沫的伴侣，却从未经受过人天两隔的伤痛，1997年早春，两人的爱女钱瑗因肺癌晚期匆匆辞世，仅仅一年后，钱钟书带着对妻子的万般歉疚也离开了，望着未合好眼皮的丈夫，和他尚且温热的身体，杨绛伏在丈夫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薛鸿时：杨先生没流泪，钱先生戴了一个法国式的帽子，最后我把他推，殡葬工人的车，因为我是煤矿工人，我也会推车，后来我拿过来我推，推到火化炉前头，然后杨先生就在那里看，就看不忍离去，好多人就走了，她不忍离开啊。
解说：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三年后杨绛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在钱杨两人的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好读书”奖学金。
杨绛：因为我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我自己一个，还有已经去世的钱钟书和我们的女儿钱瑗，那个时候我跟钱瑗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呢，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是扶贫，因为我们看到富裕人家的子弟，他们如果要升学呢很方便，可是贫穷人家的儿女呢，尽管他们好读书，而且有能力好好读书，可是他们要上一个中学总有种种困难，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
解说：半生颠沛流离的钱钟书和杨绛，一世清贫生活，而改革开放后，两人的著作在海内外不断出版再版，不同语言译本更是层出不穷，有人认为两个人的稿费，足以为杨绛“买一个大豪宅”。而杨绛仍按照我们仨曾商量好的，毫无保留地将夫妻名下的所有稿费捐赠出来。两位清华师长鼓励年轻一代的清华学子“好读书，读好书”。2005年新年杨绛因为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入院两天后烧就退了，出院后的杨绛回家马上写下她在医院病床上想好的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并且开了一个头。
薛鸿时：我们受的教育都是唯物主义教育，她说，她问像我这一辈，她的下辈吧，她说回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了。杨先生不这么看，她有她独特的看法。
解说：当时95岁的杨绛在弊端与心灵间一点一滴的保留着两个至亲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痕迹。栏目组于2011年深秋在杨绛居住的寓所外拍摄下一组镜头，其他住户的阳台都包上了厚厚的玻璃窗，唯有杨绛家还保留着露天阳台的模样。
薛鸿时：（杨先生的）散文里头《记比邻双鹊》就是一个做窝的喜鹊，那一家，这个一家怎么失散，怎么死了，非常惨的。
解说：杨绛曾说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感到女儿和钟书并没有走远。2011年7月8日杨绛以笔答的形式在《文汇报》发表著述《坐在人生的边上》。
薛鸿时：她还是非常坚强，她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天都是写字工作看书，而且锻炼，一百岁还锻炼，她在跳，双脚在跳，一百岁了。
解说：1949年的上海，从美国归国一年的陈横哲、任鸿隽夫妇，宴请即将赴美的胡适，同时被邀的还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席间众人惶惶然，在去留问题上都显得摇摆不定，而钱杨却早已下定决心留在祖国。
薛鸿时：朱家骅就是请他要到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时候在黎巴嫩代表，让他们两个去，那是1949年的时候，大江大海1949的时候。后来杭立武教育部长，就是给钱先生安排好了台大教书去，然后杨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香港大学也请他，后来英国牛津他的哪个好朋友也来信，钱先生对他们的回答，就是说人最终还是要跟自己的祖国人民共命运的，他们就没走。
解说：钱钟书常引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的钱钟书一家，于1949年8月24日登上火车，两天后到达了母校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三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两人一同调入当时位于北大燕园的文学研究所。
朱虹：当时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些个老专家，不叫同志，都叫老先生。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那种，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有一点歧视的，好像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老一代的学者。
解说：那时不少女性追赶潮流，已纷纷穿起了灰色布衣长裤，胸前两排釦子，腰间一根皮带的列宁服，而杨绛依然故我，仍穿她的上海旗袍，乘坐人力车，还撑一把小阳伞，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
朱虹：我还特别记得有一次人大什么选代表，在我们也不怎么太当回事，反正那天你总是要排队去投一张票吧，但是我特别印象深，她那天穿的特别整齐，就是为了来投这一票，这个是我觉得在其他的当时所谓的老先生当中是不太多见的。
解说：但是杨绛自己却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
叶廷芳：解放以来，要做学问是很困难的，因为政治运动相当多，不仅要求你参加这些政治运动，而且你不参加的话，就要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扣一个帽子，叫做“白专道路”。
朱虹：这个白呢就是资产阶级的白色，你想白俄、白军，苏俄战争是吧，这个是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帽子是比较大的。
解说：反右之后，文研所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当时对三面白旗的批判，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因郑振铎因公遇难而作罢，钱钟书的《宋诗选註》以海外学界的不同评价而中断，只有杨绛这面白旗被“连跟拔下，还撕得粉碎”。双反运动最终落下帷幕，但是曾师从于钱钟书门下，却负责撰写了批判杨绛的材料的杨耀民却始终没有走出愧对师长的阴影。
朱虹：他就说这件事情我真对不起杨先生，完了他就告诉我了，他那时候是新党员，他说就是谁谁谁，就是一个党委，负责领导团支部的党委委员，他说那个人有点看不上他，那个是一个老干部，他是基督徒，解放之后就愿意跟着党走是吧，就入党。但是可能对这个有点看不上，就指定他写这个，指定他写，好像是一个考验似的，他就是很不情愿的。
解说：文革中，这个曾经批判杨绛的文章是“资产阶级思想又抬头”的杨耀民自杀身亡，至死也没有勇气当面向两位先生致歉。
朱虹：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杨先生，就是说这个人就希望杨先生能够原谅他，我可能是写过信，好像我记得杨先生觉得根本就不当回事情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没有怪罪他。
解说：双反过后，周扬认为拔错了杨绛这面白旗，热情鼓励杨绛继续翻译写作，从《小癞子》到《吉尔·布拉斯》再到《堂吉诃德》，尽管杨绛被认为“下笔即错”，但她的译作却领先于当时翻译界的主流观念。
朱虹：因为别人翻译可以，就是论名家，我想翻译这个名家，她这个翻译本身就是带研究性的，等于是服务于她的学术观点。她不是仅仅是看这个作家，是一个空白，她要光是，她的文字那么好，她要光翻作家，她哪个作家她都可以翻译，但是她是有选择，她是在这个体裁的范围内。
罗新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她翻的三部小说，中篇和唱片，实际上都是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汉是男子，所以啊，杨先生作为一个女翻译家，翻译流浪汉小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
解说：此时的钱钟书刚刚结束毛选英译的工作，那个年代翻译毛选在众人眼中是高不可攀的美差，但当老相识们来钱家道贺时，钱钟书却惶恐地对杨绛说这件事不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毛选的翻译过程经常返工，而钱钟书的翻译不仅效率高，做事快，而且总有押韵巧妙，令人叫绝之处。
许渊冲：“吃一堑长一智”这是他翻的，这个因为我查了金岳霖的文章，金岳霖说当时由他翻，他翻不出来，他问钱钟书，钱钟书翻出来了，金岳霖说好的不得了，这就是体现了钱先生那个，化平凡为不平凡。
解说：一次在翻译中发现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觉得不对。熟读《西游记》的钱钟书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
薛鸿时：汇报到胡乔木那，就把所有的各种主要的版本都拿来都看，钱钟书说的对了，就改吧，在毛泽东选集上改一改。我就很怀疑，那是1942年的社论，这个好像小朋友看过《西游记》的也很多很多，谁都知道的嘛，不是牛魔王是铁扇公主，为什么一直要留到钱钟书来开口来纠正呢？当时就是说，我认为当时就是已经把毛（主席）好像碰不得的。
解说：钱钟书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杨绛也说“钱钟书只是博学、自信，并不骄傲”。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位都“嗜书如命”的文史大家，家里却藏书不多。
薛鸿时：他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就是借，借来就还，借了记笔记再还，而且他送给我们，人家他出的书或者是人家送给他的书，他觉得哪个学科谁有用的，他就送给谁，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好多好多人就得到他很多馈赠的书。
胡真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我经常看这个杨绛所看的书呢，都是这个之前吧，比如说上世纪初，或者跟她同时代相关的人写的书，或者说写那些人的书，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大家看的书，她那儿好像见不着。
解说：精通英、法、西班牙文的杨绛，热爱阅读中西方古胜贤哲的书籍，这些书不仅为她的翻译和文学创作，提供源源不断地灵感和想象力，也成为她晚年心有所归的伴侣，而她也很愿意将自己的读书心得，与清华众多的“小友”们分享。
杨绛：外语呢不过是一个工具，那么有种种用处，比如你们做外交工作，推出去的外语人才，现在你们单单学外语呢，后面还要学的东西多着、多着呢。那么这个是一个钥匙，我就觉得钱钟书跟我不一样，他什么事情判断很快，一挑就挑出来，因为他底子好啊，他看的书多，你们读书读的多了，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解说：1951年5月全国批判电影《武训传》前夕，文艺创作的压力还不算大，但老一辈文人学者长篇累牍的自我检讨，特别是钱钟书的同学友曹禺，要把自己过去的作品，全部“煮”一遍的沉痛宣告，已令人噤若寒蝉，此时刚刚发表了《小阳春》的杨绛，正值创作的鼎盛时期，心中酝酿已久的题材等待落笔，但是杨绛此时却和钱钟书一样选择了封笔。解放后的十七年中，她没有再进行文学创作，披上了“隐身衣”。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群众运动的高涨，把已经“隐身”多年的杨绛揪了出来。
朱虹：突然就是把杨绛揪出来，就把杨绛就给揪到台上了，然后事先都准备好一个白帽子，都给她戴上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了钱先生马上就起身呢，就离开那个会场了。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去起来去抗议，或者去保护他的妻子，但是他不能看着他的妻子那样受侮辱，他不能保护，但是他不能跟着站着看，他看的话不等于是参与了嘛。
解说：因为不服革命群众贴出的一张钱钟书的大字报，已经是“牛鬼蛇神”的杨绛，在大字报下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辩诬，正是这一举动却触怒了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
叶廷芳：都叫到这个台上，叫他们站在那里，接受大家的批判，那么有人就质问这个杨绛先生，你为什么要为钱钟书这个反动权威翻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杨先生她就跺着脚，两个脸胀得绯红，通红，“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她没有别的话可说，就一再的跺着脚，完全是抗议的一种声音。
解说：批斗的声浪刚刚变小，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分批被下放干校，这个后来不了了之的运动，在当时的参与者看来，却仿佛是一场永不会醒的恶梦。
叶廷芳：有些人在下干校以前，把所有的书都卖掉了，家具什么都卖了，就是下去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来，确实我们下去一共是待了两年，但是没有林彪那个事件的话，也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
解说：当时学部所有人只要点了名，就要立刻跟随队伍下放，已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和夫人，也“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而再过几天就要过六十岁生日的钱钟书，也成为下干校的先遣队员，在他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强忍住离愁别恨的杨绛，竭尽全力的为丈夫准备行装。
朱虹：因为钱先生先走，文学所先走，她很不放心，她给钱先生有一条裤子补，后来钱先生就说都不用带椅垫坐了，补得那么厚，两个圈。
解说：1970年7月12日将近60岁的杨绛也下了干校，属菜园班，有时随大队到麦田或豆田除草，杨绛说自己在干校时闲得惭愧，但也闲得无可奈何，虽然没有十八般武艺，也大有鲁智深在五台山禅院做和尚之慨。
叶廷芳：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有个马扎，那么杨先生就利用我们的马扎坐在那里，再有个垫的，硬的东西垫在膝盖上，经常看见在那儿写东西，那边写东西。
解说：而专职通信员的钱钟书，也经常借到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停留片刻，隔溪与妻子交谈。
叶廷芳：我们经常看到钱先生来的时候，钱先生还没坐下来，杨先生就把她那个写的东西递上去，递上去之后钱先生就看了看，看完以后再找个马扎坐下，这样两个人在那里就聊天，有的时候有说有笑，有的时候也是很严肃，就这样在那儿聊天。
解说：菜园相会的老夫妇，在杨绛看来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但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对亲切平和，彼此感情深厚的夫妻，内心刚经受过一场巨痛。《干校六记》之《下放记别》中，杨绛记下，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寥寥数笔却难掩一番变故过后，母亲惋惜女婿，心疼女儿的酸楚之情。
解说：1972年3月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遣送回京的，钱钟书和杨绛回到北京，寄居在学部的一间办公室。
叶廷芳：两个人一个人一个行军床，我讲那么窄的行军床，我讲你们方便吗？他们可以，可以了，将就了。然后床前放了一个四方的，既是写字台又是饭桌。
解说：无论是文革初期的揪斗，中期的下放干校，还是末期的流亡岁月，幸运的是钱钟书和杨绛身边总有一群好心人，不仅敬重他们，而且关怀爱护备至。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帮”倒台，一时间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而历尽十年浩劫，失去多位亲人的杨绛却平静地记下，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力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薛鸿时：那个凶神恶煞批判她的小青年，她看到的不是说“披着羊皮的狼”，而是“披着狼皮的羊”都是善良的，她是坚信“性善论”的，她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性善的。
解说：在众人心目中杨绛是高不可攀的名门淑媛，是一代鸿儒钱钟书的夫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杨绛非但不清高自傲，反而“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时常尽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
朱虹：她经济上还有资助，唐山大地震啊，我们两个孩子就想送到湖南去嘛，因为大家都住在帐篷挺不方便的，可是没有路费呀，她一知道这个事，她就不问，她就塞给你几百块钱，就这样子，而且绝对不要你还。
解说：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译者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只答今年出版的，而为了这本译著倾注的将近20年的心血却略而不谈。事实上《堂吉诃德》的翻译始于1958年为了忠实于原作，已经47岁的她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胡真才：她大概从1962年、1963年就开始译，译到1966年就是已经译了，《堂吉诃德》不是上下册嘛，上册都译完了，下册大概译了三分之一吧，结果文革一爆发就不能再译了。不光不能译，这个稿子还给没收了，没收以后呢，就一直没有下落，让她们打扫厕所、收拾屋子，她有一次在打扫一个很脏的屋子，无意中在这个屋子里边发现了自己的译稿。
解说：杨绛说她当时“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但直到她下干校之前，才最终和这个“儿女”团聚。因中断多年，她得重新从头再译。
胡真才：因为一搁，搁了多少年，等于搁了三、四年或者七、八年，再接着译吧，就觉得接不上气儿了。因为译东西必须从上到下一气贯通。
解说：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常常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解说：2003年《我们仨》在大陆和港台同期印行，杨绛在书的扉页上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字样，所有读过此书的人无不被这个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故事所打动，但是很少人知道，杨绛写《我们仨》是因为想念女儿，杨绛曾对病中的钱钟书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当时已经不能交谈的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1937年5月19日，当钱钟书从护士手中抱过出生的女儿，他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薛鸿时：杨先生说钱先生有一股痴气嘛，很痴，就是他很专一，他很爱自己的女儿，就觉得我假如再要有一个孩子的话，我要分掉对她的爱了，所以我不要，有她够了，足够了。
解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瑗随父母来到北京，她无比快乐的发现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便是水木清华，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却已经开始囫囵吞枣似的饱览杨绛书桌上的各种外文书籍，杨绛对此也“绝对放任”。杨绛说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绝不打扰他。
许渊冲：有一次钱瑗遇到一个问题，去问父亲，这个问题怎么解答，钱先生不是直接告诉她，你这个问题你去查字典，自己查字典，她经过自己不断查，查了第五本字典果然查到了，这个时候她非常感谢父亲，父亲这样严格的态度，使得她懂得什么叫“做学问”。
解说：1978年从俄语教师改习英语专业的钱瑗，参加了我国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批公派出国考试，以出色的成绩通过考试，赴英深造。两年后，学成归国的钱瑗，在北师大开设“英语文体学”，善于想办法的钱瑗，不愿照本宣科教授“死”知识，形象生动地把抽象得近乎生涩的知识，讲解得生动有趣。
王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就发现她特别喜欢用大的那种大的图，那时候她，她家先生是搞什么设计的，所以就有很多设计图纸，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的纸，她就把那个她先生那种设计的图纸，背面白色的，就用彩色的那种，黑色的那种笔，炭水笔写成公式，画成各种各样的图，叠着带过来。然后上课的时候给学生挂到黑板上看。
解说：在学生的赞扬、同行的好评，成功的教学成绩背后，钱瑗却有着常人不及的勤奋刻苦。杨绛说钱瑗每天一早挎个大包去赶车，紧张得一支脚穿黄鞋一支脚穿黑鞋都没发觉，回到家电话也多，有时答问，一谈就是几十分钟还常出差。杨绛心疼女儿问“能不能偷点懒”，钱瑗摇摇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当年秋冬忽然腰疼加剧，起不了床，此时钱瑗尽管站立行走都已困难，当司机和她的博士生陪送她住进胸科医院，临走时还轻松地对妈妈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王蔷：当时在她的病房里有电话，所以她可以给妈妈和爸爸打电话，说他们家的那个方言，我听不懂，我一点都听不懂，但是我听着他们嘻嘻哈哈说得很轻松，然后在电话里笑笑的，就是很放松地跟她妈妈聊天。然后呢我就问，挂了电话我就问“聊什么了”，她说聊做菜，做什么菜，做豆腐怎么做，怎么做着好吃，就聊烹饪上的一些个话题。挺轻松的。
解说：杨绛说一九九六年十月间，钱瑗记起妈妈曾说要记一篇《我们仨》，便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当杨绛答应后，尽管钱瑗当时仰卧写字很困难，她却乐于以此自遣，十一月医院报病危，她还在爱惜光阴。忍受病苦的钱瑗，此时最需要家人无微不至的呵护关怀，但是她却从不要杨绛来看望，反而担心医院路途太远让妈妈劳累。
薛鸿时：（那时候）钱先生重病在北京医院，钱瑗是在海淀那边，很老远的地方的一个医院，两个还没在一起，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头就想着女儿。开始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女儿会不治嘛，最后看她的时候说惨极了，就是心里都很明白，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解说：钱瑗报病危八天后，身在北京医院的钱钟书，忽对杨绛背后大声叫“阿圆”七八声，然后对杨绛说“叫小王送阿圆转去”。杨绛问去哪里，钱钟书答“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1997年3月3日杨绛看望女儿，两人手拉手杨绛只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
王蔷：医院也给一些通知嘛，然后呢，就跟杨先生后来也讨论，就是应该怎么，就办这个后事的问题，她就说不留骨灰也不办。她当时很，当时她好像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当时她立刻就说不办，什么仪式都不要。
解说：1997年3月4日下午钱瑗在安睡中去世，8日火化，钱钟书和杨绛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钱瑗生前有言不留骨灰，但北师大外语系的师生舍不得钱瑗，还是将她的骨灰带回校园，埋在文史楼西侧她每天走过的一棵雪松下。在钱瑗去世百日后杨绛到距离这棵雪松有一段距离，钱瑗曾工作的教学楼边上，遥遥地望了望这棵树，杨绛套用苏东坡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她说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这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伯拉图的《斐多篇》。
叶廷芳：她觉得这个跟他们一家三扣，平时那些谈话，都能互相引得起共鸣，这个跟他们对这些，对世界真理的认识和追求，那种态度都能够引起她的共鸣，因此她特别喜欢这个《斐多》，就把它译出来了。
解说：2000年当中译本《斐多》一经出版，便被广大读者称颂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2002年杨绛又将对女儿的思念，化作了一本《我们仨》在点点滴滴的往事中，杨绛与钱钟书和女儿阿圆又聚了聚，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又与妈妈能够相依相偎。而2004年经过杨绛反复修改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8册装的杨绛文集。笔耕不错的杨绛曾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杨绛：现在我越活越老了，越多老越觉得母校的这个校训八个字呢，意义深长，很有意义。自强不息，从我们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然后，底下呢厚德载物呢，是一个道德的标志，就是说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然后是，是为了谁呢？为的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牢牢记在身上的。
陈晓楠：十多年来，在那张钱钟书曾经伏案工作的大写字台上，除了翻译和写作，杨绛坚韧地完成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今年刚刚出版的20卷《中文笔记》，还有178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如今年届百寿的杨绛，仍然天天读书笔耕不辍，她微笑着，倔强着，用读书、翻译和写作来告慰“给予过，赠与过和已经离开了的”灵魂伴侣。
感谢各位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见。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杨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