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只生产于乾隆时期的外销瓷茶杯（上图），最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提布隆市一大户人家处理财产时收集到的，该户人家祖上喜欢收集中国各时期的茶杯。

    这只高7.6cm、口径6cm、底径3.5cm的茶杯，外壁釉饰着各种彩色图案。杯子的图饰设计分为大小两片开光，小片开光绘画花鸟；大片开光描绘一个传统中式家庭的一对夫妇正谈笑风生，旁边有女仆、男童，背后是山水森林和教堂。

    比较特别的是，男主人和男童都佩戴金耳饰，但清代男士没有佩戴耳饰的习俗，当时的外销瓷也没有这种样式，想必是按欧洲顾客要求特别订制的。

    这只茶杯还有一个罕见之处，把手是用铜制成的，用铜铆钉铆合在瓷器茶杯上，非常严密结实。虽然经年累月使用，时过二百多年，铆合处不松动、不渗水，牢固如初。这个把手，也是按顾客的要求而加装上去的。铜把手造型优美，做工考究，用白藤裹绕。

    这个茶杯背后，涉及广州当年一段制作外销瓷的兴旺历史。

    清乾隆年间，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在广州设立贸易站点，当时最大宗的贸易是陶瓷、生丝、茶叶等。为了方便交易，与洋商相对，1720年广州商人首先在十三行自发组织了一个公行专营瓷器。

    每年，国外商人在欧洲拿了订货单，乘坐帆船，在八九月间到达广州，把订货单交给专营瓷器、生丝和茶叶的洋行备货，上年度订下的货物此时开始装船。有时候商人会随着欧洲的流行时尚而修改上年度所订货物，这时会在广州采取临时补救措施。

    随着外贸不断发展，在广州珠江沿岸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越来越多，广东商人按照洋商指定的种类、造型、式样、工期与其进行详细的约定。

    瓷器订单确定后，便马上交去景德镇瓷厂安排生产，陶工和画师需要用几个月时间完成，赶在来年八月外商船只到岸前运抵广州，通常洋商在每年一月初季候风到达前就要离开广州。

    然而，景德镇与广州之间路途遥远，又有山水之隔，不仅交货时间漫长，途中还难免出现破损，而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弊端日显。

    于是，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生产领域，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样一来，不但交货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损耗减少以及绘图质量大幅提高。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在工场中，一些技术变革也在无声地进行着。

    变革首先是从设计开始。瓷器图案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五福捧寿、太平有象、马上封侯了，在街头商铺中陈列得更多的是圣经故事、君主头像、西洋风情。这种变化不光是来源于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案，更有中国商人对于欧洲人消费心理的揣摩。尽管广州的华人中还没有几个能弄懂耶稣与圣母的关系，但是大多数中国画工们已经像模像样地画起了西洋画，在技法上开始以西方所习惯的曲线来表达纹案之美。

    1769年一位名为威廉·希基的美国旅行者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当时，在广州从事手绘劳作的就有两万人，这个数字在那个以农为本的时代中是惊人的。

    一时间，广彩瓷以其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大为热销，成为中国瓷在欧洲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当年的广州，还有一类很普遍的瓷器加工行业，例如在瓷器上绘画、写字（即广彩）、修补、凿字等。旧时瓷器破裂了不会扔掉，而是请人修补后继续用，工匠用金刚钻在瓷器中钻洞打孔，用铜铆钉固牢后就可以再用，修补的形式和方法多种多样，有时是专门店铺，也有挑着担子穿街过巷揽活的，还有下乡服务的。这种工匠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只能偶然遇到一两个，而现今这种工艺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