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凤章

　　一

　　能让躺在文字中的人，站起来走进你的心中，实在是读书人的一大乐事。

　　我爱结识书中的人，尤其是那些湮没在历史烟云中被后人书写的真实的人。他们融在历史的风尘中，披着神秘的面纱，偶尔显露点模糊的面容，吸引着我不断地读书、读文以走近他们。

　　知识分子总是有着鲜明而独特的个性。

　　金岳霖，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我接触过他的《知识论》，大部头著作，很深奥，难理解，所以没读完。《知识论》，他写过两遍，第一遍是抗战时，在西南联大教书写成的，可惜一次跑空袭警报，丢在了昆明城外的蛇山上。丢得很可笑，他说当时他席地坐在书稿上，解除警报，回家时，他站起来就走忘了拿书稿，等到返回去找，已无踪影，他恨不能掘地三尺，但书稿是彻底不见面了。没办法，只能重写。这本书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冯友兰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1984年金先生就去世了。有评价他的一生是“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

　　金岳霖是个怪人，怪得十分可爱。他终身未娶，原因是爱林徽困太深。其实他在留学时，就有一位女朋友，叫秦丽莲，美国女子，领回北京后，由于他的古怪，生活拮据，女友弃他而去。他酷爱养大斗鸡，吃饭时，鸡啄饭桌上的菜肴，他安之若素，与鸡共餐。沈从文曾请他给学生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来讲去，最后说小说与哲学没关系。一个女生，据说是萧珊问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意思是说逻辑枯燥，他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上世纪50年代，北大请艾思奇讲演，大批形式逻辑，讲完后，金先生站起来说，刚才艾先生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

　　金岳霖留美学的是商科，但他认为“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处学此雕虫之策。”于是改攻政治学。后来他一次和张若奚在巴黎逛大街，发现一群法国人在辩论，他们听得很过瘾，回来后，他就改攻逻辑学，终为逻辑学大师。据说他十几岁，按逻辑推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的结论竟然是“朋友如粪土”。

　　张若奚是金岳霖的同学，新中国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据说是张若奚建议确定的。普通话的定义也出自张若奚之手。他敢骂蒋介石，1946年初，他在西南联大演讲中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的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金岳霖说：“张熙若这个人，王蒂(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张熙若即张若奚，字熙若。

　　张若奚英语水平极高。妻子杨景任是陕西省遣送留学的第一位女生，夫妇极为好客，经常英汉并用，与博学的客人交谈，联大优秀的英语讲师李赋宁就是在这种交流中脱颖而出的。

　　李赋宁和吴宓是同乡，两家又是世交。1935年，李赋宁考上清华大学，他想学工，吴宓建议他修文学，进了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终其一生从事外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文革”后，吴宓迟迟不得平反，李赋宁亲笔起草了一封报告，请许多学者签名后呈送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同志，才使吴宓冤案得以昭雪。

　　金岳霖这个怪人，遇上张若奚这个直人，难免不发生矛盾的，他们也吵架，金岳霖曾指责张若奚“充满傲慢与偏见”，张若奚反驳“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

　　由金岳霖的怪和张若奚的直，我想到了狂人刘文典。

　　刘文典曾做过孙中山的秘书，留学日本时和鲁迅一同为章太炎的学生，民国时期作过安徽大学代理校长。他研究古典文学，尤重《庄子》，最瞧不起新文学，常常流露出轻视作家的情绪，在西南联大时最崇拜陈寅恪，最爱奚落沈从文，他公然讲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万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四块钱。”有一次跑警报，他看见沈从文也在跑，竟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就你这个人，还跑什么跑？”吴宓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讲《红楼梦》，和吴宓唱对台戏。

　　刘文典也骂过蒋介石。一说是他当安徽大学代理校长，蒋介石去视察，刘文典没安排“热烈欢迎”的场面，蒋介石很扫兴，当即让人叫校长来，刘文典穿得破旧不堪地来了，蒋介石问：“你就是刘文典？”刘文典却不屑一顾地问：“你就是蒋介石？”于是两人大吵大闹，结果蒋介石把刘文典关进了监狱。还有一说是当时学潮不能平息，蒋介石召见了女中校长程勉和安大代理校长刘文典，见面后，蒋介石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冲口即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介石拍案怒吼：“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呼：“宁以义死，不苟幸身！”躬身向蒋碰去。

　　时间生成了许多人与事，时间又销蚀了许多人与事，就在这生成与销蚀中，历史的长河滚滚流淌。

　　二

　　金岳霖完全不同于刘文典，他不会这样顶撞领导，他很听话，有一阵领导建议他要接触社会，他就找了个三轮车夫，让经常拉他到王府井去，在大街上接触社会。

　　上世纪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中，金岳霖因素与政治无涉，过关较快，又成了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给冯友兰做工作，一进门，金岳霖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待呀！”说着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金岳霖在运动没咋挨整，让我又想到了张中行。

　　张中行，散文大家，晚年以《负暄琐话》名满天下。他是杨沫的前夫，杨沫写《青春之歌》，曾描述过两人的隔膜，表现了对张中行当时选择的不满。张中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吃过亏，主要是之前，为了养家糊口，业余时间替天津办的《语文教学》约稿、编稿，挣了点稿费，被定为贪污分子。他由此知道，思想上不能乱说乱动，生活上清贫度日才对。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知道祸从口出，不可乱说，所以任领导怎么动员，他就是不说话，一定要叫说，也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带点鸡毛蒜皮。后来，他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落马，打成了右派，他却逃过了一劫。

　　金岳霖没挨整是远离政治，张中行躲过一劫是坚持不说。

　　由金岳霖深爱林徽因而终身未娶，我又想到吴宓。

　　吴宓，与梅光迪、胡先骕为现代文学史上“学衡”派主将，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他学问深，但花心重。他在和陈心一结婚，有了三个孩子时，爱上了毛彦文。毛彦文才貌双全，善于交际，最早留学海外并获硕士学位，是新潮女性。早年与表兄朱君毅相恋，朱君毅在清华学堂读书，与吴宓是同学，吴宓在与陈心一结婚前就认识了毛彦文，花心萌动，后朱君毅以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利为由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吴宓就见机热追，毛彦文严辞拒绝。吴宓为了表示诚心就与陈心一离婚，抛弃了三个幼女。他又写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名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前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金岳霖曾劝说吴宓：“你的诗好不好我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大怒，“我的爱情是上厕所吗？”金岳霖自知说错，只好干挨臭骂。

　　吴宓保守固直，对女人用情泛滥，在追毛彦毛的同时，热恋别的女人，一会说与毛彦文结婚，接着又临阵推脱，纠缠中彷徨四顾，欺人中又在自欺，1935年2月，毛彦文与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结婚，熊66岁，毛33岁。吴宓痛悔不已，写忏悔诗38首，但为时已晚。

　　金岳霖真心爱人，吴宓在挑剔中滥用感情，但都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爱情人生。

　　人性是复杂的，人情是复杂的，这其中有社会因素，但天性也同样不可忽视。有什么样的人性，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情，自古皆然，我们只能以“海纳百川”之心来容可容与不可容之人之事。

　　三

　　人生在每个阶段都需要清醒地审视自己，调整自己，使独立的个体的生命，在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守住尊严，守住清白。

　　金岳霖留学海外，与蒋梦麟是同学。

　　蒋梦麟学成回国，当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12月至1945年9月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蒋梦麟为总务长，蔡校长多不在校，蒋梦麟就代理校长职务，为北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后到台湾，蒋梦麟曾不无调侃地说蔡元培和胡适是北大的功臣，他和傅斯年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的《西潮》写成于抗战时期，是自传体。据说是每日跑空袭，在无灯光、无桌椅的山洞里写成的。罗家伦评价此书“富有哲学内涵和人生风趣”，另有人评价为“朴素中暗藏睿智，平淡间自有真情”。

　　我读过《西潮》，文字朴素、平淡、风趣、优美。叙述自然，引人入胜，胜在人生经验丰富，社会场景宏大，思考深刻，见解独特，今天解读感悟仍觉其目光深邃。但对人对事的态度明显世故圆滑。比如对闹学潮的学生，他既有不满，也有同情，把不满融入同情之中，他借一老教授的口说：“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的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对学潮的不满可见一斑。对段政府开枪杀害青年学生也无指责之语，只是说：“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军队就开枪。”学生集合准备出发，“不肯听我劝告”，结果，“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他这样圆滑，大概于身为校长有关。

　　蒋梦麟是爱国的，他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在日本军队进攻北平时，他因割盲肠未能离开北平，后被日本宪兵叫到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部，审问他为什么要在反对自治运动宣言上签字？又问他是不是日本朋友？又让他到大连与坂垣将军谈话。他都严辞回答，并拒绝去大连。

　　“七七事变”前后，周作人也不离开北平，郑振铎劝说无效，叶公超劝说无效，周健人的儿子以死相谏，周作人仍不为所动，坚持中国“必败论”，不离开北平，等着日本到来。他总督包括北平在内的日占华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又以“和平使者”身份与汪精卫一道前往伪满州国进行朝访，并曾单独前往日本朝拜裕仁天皇，以表忠心。他曾身着日本戎装，挂少将头衔，挎日本战刀，对日本派赴解放区扫荡部队训话。有人说蒋梦麟给周作人作过伪证，说周作人当时没离开北平，是他指示的，让周留下利用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来保护北大。我从《西潮》中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其说所自，不知何处？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收监，但他几经狡辩，在狱时间很短，就被释放。周作人想回北大教书，但北大教授傅斯年等人联合签名，坚决反对汉奸回校任教，周作人对此耿耿于怀。

　　四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到汪伪政府的另一个人物——胡兰成。他是张爱玲的前夫。据夏志清先生说，张爱玲年轻时非常清高，可一见胡兰成竟深爱不已。她在送胡兰成照片背后写：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她和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不断地和别的女人沾手，张爱玲甚至都亲眼看见过，但胡兰成口是心非，说改而终不改，张爱玲只好和他离婚。胡兰成写了《今生今世》，用小说来回顾他和张爱玲的爱情经历，遭张爱玲反感。

　　胡兰成生活品格低，政治品格更低。他是在汪精卫所办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战难，和亦难》的卖国求荣社论后，受到了汪精卫妻陈璧君的赏识，聘为《中华日报》的主笔，开始为汪伪政权服务。后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他追随汪精卫一直到抗战胜利后逃到日本。可1974年竟然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书院终身教授，由汉奸一变即成学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

　　张爱玲作为李鸿章的曾外孙女，流落在美国，与美国的剧作家赖雅结婚，当时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赖雅明知自己早已得了中风病，却没有告诉张爱玲，结果婚后两个月再次中风，给张爱玲以沉重打击，她只好为港台写一些应景笑剧，挣钱为夫治病，却消磨了自己的创作才华。赖雅信仰共产主义，被美国主流文艺派排击，贫病交架，在张爱玲40多岁时死去，张爱玲寡居终身，凄凉地死在美国。

　　人生都能写一本书，我们应该以清白的一生写一本无争议的书，而不要像走狗汉奸，至死还在为自己不光彩的一生争议辩白。当然蒋梦麟清白，张爱玲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