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在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又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如实地分析严峻的经济形势，深入地研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在刘少奇同志主持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首先发表了讲话，大家三言两语插话作补充。少奇同志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同时请富春、先念同志也一起讲讲。2月26日，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会后，毛主席、党中央批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同时批转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报告，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反响很大。各地要求扩大传达范围，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这一要求。陈云同志的报告起到了使大家了解全局，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的作用。

当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采取的关系全局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他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后来毛主席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二是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60亿元。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够了，怎么办？就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捅了几种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的高价商品，哪里钞票多，就在哪里投放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三是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陈云同志说，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因为在当时，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这些措施，对于迅速扭转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八

1976年，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云同志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我在“管制”中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真是心中大快。1977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一是要重新认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二是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应该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的发言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这就使我党拨乱反正的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年11月，陈云同志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站出来，要求中央认真平反历史上的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他指出：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之流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目的在于借此打倒刘少奇同志，同时残酷迫害一批老干部。他们一面精心策划，把一些自愿反省出狱的人与53名经党营救出狱的同志混在一起，凑成61人之数，以混淆视听；另一面则严密封锁消息，谁也不准说毛主席、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就这样，这批坚贞不屈的同志沉冤莫白，遭到了长期的监禁，我更因此被关押、管制达12年之久。

1978年底，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得到平反后，陈云同志很关心我的工作和身体。有一次我见到他，他对我说，许多同志对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不大了解，是否可以写篇文章介绍一下。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请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写了一篇文章：《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于1985年9月刊登在《人民日报》“学点革命史”专栏里。陈云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看后，都说这篇文章把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问题说清楚了。后来，陈云同志见我工作甚为忙碌，又特意书赠条幅，写了上文提到的“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两句话。条幅上有他的手泽，弥足珍贵，但更值得珍惜的是他对我的殷殷关切之情。我一直把它挂在我的卧室里，朝夕相对，如见其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