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

1952年，彭德怀、朱德和邓小平在十三陵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第四章，尹家民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散会以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看到当毛泽东走出来时，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得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

　　被拉上山的万毅未脱厄运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飞往庐山。

　　端坐在军用飞机里的邓华上将心绪并不平静。“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却每况愈下，难道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开始酝酿着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的发言稿。

　　庐山会议旧址可是等到他到了庐山，特别是8月2日全会开幕时毛泽东的一番继续反右的讲话，让他从头凉到脚，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将军”竟被贬为十恶不赦的“反党集团的头子”。

　　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张一组）四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彭那个组。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总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主持会议者的再三催促和众目睽睽之下，邓华不得不说了几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并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

　　洪学智上将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7月的庐山会议一开始他没有参加。7月14日，当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信，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公开批判彭德怀时，中央通知他一定要参加。当时身为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正在西藏军区和进藏部队中了解后勤供应情况，先后去了林芝、山南、亚东和日喀则等地。

　　洪学智一到庐山，先听了毛主席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洪学智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看了彭德怀的信后，总觉得彭德怀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比如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能驮住人；还说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洪学智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洪学智又是性格比较温和的人，不会盲干，虽然觉得彭德怀的信讲了真话，但他并没就此表态，因为他觉得现在讲真话不是时机，而违心的话他是绝不会说的。但开会的时候，一些人批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还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洪学智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这几句话，也把洪学智送进了“军事俱乐部”名单。邓华和洪学智两位上将，都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中将，因忙于工作本不想去庐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却拉他要去，原因是苏联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并且撤走来华的专家，带走原来的图纸，打乱了中国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很着急。万毅也感到事关重大，希望宋任穷直接去庐山，向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可宋任穷怕一些具体事情说不清楚，便把万毅硬拽上了庐山。不料这一拽，让万毅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转折。

　　万毅和宋任穷于7月15日乘飞机到九江，然后转上庐山的。他俩先向聂帅汇报了有关苏联停止向我方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的情况，然后又和聂帅一起到彭总那里，再谈这件事。由于在前一天，即7月14日，彭德怀刚刚给毛泽东主席写了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谈完有关核工业图纸资料的事后，彭德怀很自然地谈起了他写信的事，讲起了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万毅听后认为彭总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一起议论，说了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会议文件中。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会议讨论时间延长，同时向庐山“调兵”，宋任穷和万毅也被留在了庐山。宋任穷分在第一组，任副组长。万毅分在第六组，组长是欧阳钦，副组长是江渭清和张国华。

　　17日，万毅参加小组会的第一天讨论。这天，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他刚来，不知道前边是怎么回事，就没有开口。直到22日他才发言。他凭直觉谈了自己对彭总信的看法。他不理解毛泽东要大家讨论这封信的用意，更没料到由此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7月22日上午，万毅在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大致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他还讲道：“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会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去了。在他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他对已遭非难的彭德怀表态说：“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无疑这样的表态也给自己“定了性”。

　　就在万毅发言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一大早，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狠批了“庐山上的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些，万毅大为震惊。散会以后，他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到门外，当毛泽东走出来时，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得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万毅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讲话之后，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变了。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万毅因为在小组会上表示过同意彭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了。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万毅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他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我和赵尔陆同志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他说自己已经有一台了，还送他这个干啥。我说我正好没有，彭总有了就给我吧。他就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万毅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机会，想解释一下他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他刚一开口，那天主持会议的李井泉就打断他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万毅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可能觉得李井泉的话过于生硬，便打圆场说：“万毅同志，回到军委会上讲吧！”

　　扩大再扩大的军委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旨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由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负责主持。目的有二：一想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要清除“不可靠分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所以140名与会的军队领导中没几个积极分子，会开得冷冷清清。为此着急的康生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会议扩大到1000多人，同时派出18架飞机将各地的军事将领接到北京。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分设两个会场，在怀仁堂和紫光阁。因为人多，两个会议厅坐得满满的。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会场，接受批判和检讨。一会儿大会批，一会儿小会批，大会批判的次数比小会多。大会批判时，元帅们，包括彭德怀，都坐在主席台上，黄克诚也在台上坐着。林彪参加会议的次数不多。批判发言的人也不上台子，就在座位上站起来说。迫于当时的形势，高级将领中发言的比较多。但绝大多数讲不出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东拉西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扣几顶大帽子完事。但也有个别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彭德怀坐在台上，表情坦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烟抽得很厉害。他的两边坐着贺龙元帅和陈毅元帅。他有时从贺龙的烟盒中拿一支，有时伸手向陈毅要一支。

　　为了批判的需要，中间分组进行了重新划分。但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揭发批判仍不多。分组会的气氛还算宽松，没有强迫命令式的指名发言或轮流发言，所以正儿八经的发言很少，大多是七嘴八舌的议论。大家提出，既然彭德怀上书犯了错误，是否可以把他的意见书发下来，让大家对照着批判。提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连给大家读一遍都没有。还有人说，彭总的错误言论是不相信当时浮夸的亩产量数字，于是大家又议论起一亩到底能收多少年粮，有的掏出笔计算，有的提出要去参观卫星田。当时的气氛已不允许说真话了，于是许多人都抱着不说话的态度，彼此心照不宣。那些天，一些互相信得过的将领见面后都问的是同一句话：“你发言了没有？”而相互的回答又都是“没有”。

　　大会小会揭发批判了一段，会后还有总政指定的人找不发言的人“个别谈话”，特别是那些过去历史上与彭德怀有过交往和隶属关系的，都要谈话，动员他们大胆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要他们“划清界限”，这种“谈话”十分严厉，有时整整谈一夜，完全是审讯的架势，甚至围攻逼供。到1959年底，全军划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848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4人。

　　直言的钟伟被当场带离

　　在许多描写与庐山会议有关的所谓纪实作品中，你都会读到如下的文字：

　　在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这个批判组里，身为小组组长的国防科工委主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不相信彭、黄两个老首长会是“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小组成员“学习”彭德怀的《意见书》，看“反党”反在什么地方。当大家“学习”过后，却有了与彭德怀信中同样的感受。原本就冷场的小组批判只好解散。当有人提醒万毅这样做会招来麻烦时，这位老军人以特有的耿直说出人们心中的心里话：“麻烦？什么麻烦！他们才是真正找麻烦呢，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万毅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这是一段精彩却不够真实的文字。

　　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万毅将军，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专门对这段描写做了更正。他说：“……（文章）最后还写到，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有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是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可能当组长！再说，在庐山会议上，已作出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军委扩大会上谁还能公开唱反调。我认为这一历史事实应当澄清。”

　　但当时敢讲真话的人还是有的，他就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钟伟人瘦且个子小，军衔为少将，但却是对彭德怀问题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他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14岁入团，15岁参军入党，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先后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所以历史上与彭德怀确有渊源。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后来他还是东北野战军二纵第五师师长，是林彪的部下，打仗十分机智勇敢，个性也十分张扬好强，从不随大流，他认准的方针别人很难改变。他虽时常坚持己见，有时甚至违抗林彪的指挥意图，但大局观好，又不惜命，所以仍得到林彪赏识。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升任纵队司令的干部。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二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账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铺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杨勇、苏振华将军私下拉其衣角，示意他不要讲了，但他越说越激动，涨红了脸，手指着台上，几乎是在叫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

　　会议主持者立即叫人将钟伟带出会场，关押起来。

　　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钟伟的案子受到关注，但他没再能回部队，而是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堂堂上将被整得痛哭流涕

　　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综合小组在追逼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后，从9月5日开始，又被划分为五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四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德怀、黄克诚的问题揭发又很少。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要查他为什么为彭德怀、黄克诚打掩护、解围。

　　这四位将军中，被追逼最厉害的是邓华上将。黄永胜主持一个小组开会，搞邓华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军事俱乐部”问题。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小组第一次批斗邓华时，主持会议的黄永胜要他交代问题，虽说语调严肃但说话还留有余地；“你现在 还不是反党，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过了一天，黄永胜主持第二次批斗会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已经走上了反党反毛主席道路，老实交代你的反党反毛主席罪行。”黄永胜改口，据说是因为林彪看了《会议简报》上对邓华问题的提法大为不满，狠狠批评了黄永胜。

　　当黄永胜宣读了他主持写的《关于邓华同志问题的小结》之后，邓华实在难以接受，说：“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要说我反对中央和毛主席，说不过去嘛！我自己本心……”

　　黄永胜说：“高（岗）、彭就是个反党联盟么，彭、黄也是个反党联盟么，高、彭联盟中你是个成员，彭、黄反党集团中你是个重要成员。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中央的。”

　　另有追逼者马上附和道：“实质上是这样，不承认不行。”

　　在战场上、在生死面前都没有流过一滴泪，此时却忍不住流下眼泪，表示其他可以接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这一条实在没有办法接受。黄永胜说：“邓华同志这条他现在接受不了，我们大家让他考虑考虑再作检讨，我们小组通过《关于邓华同志问题的小结》。”邓华再次表示：“这一条我接受不了。”

　　黄永胜不耐烦起来，说：“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嘛，我们这个小组就这样了，小组通过。”

　　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邓华，自然成了批判对象。一般的批判和责问，他都耐着性子听。因为批判和被批判者的权力不是对等的，被批判者的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而且还会被看作是“态度不老实”而加重罪行。但有些话太重了，让这些过去从未折腰的铮铮汉子实在忍不下去，而不得不说话。诸如：“你反党反毛主席，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邓华听了一愣，但还是忍住性子，说道：“我18岁就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

　　批判者有批判者的逻辑：“你跟彭德怀打得火热，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你也反党反毛主席。”

　　邓华喃喃道：“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经过长征，一路下来，我都是在党和毛主席培育教导下成长的，就是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一丁一点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

　　“你心目中只有一个彭德怀！在朝鲜，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来了，你为什么不去迎接？”

　　“我去迎接了。”邓华回答。

　　“喂，邓华，我明白同你讲，”会议的一位秘书长发言了，“你是一位有经验的、难得的指挥员，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比你强的还有，你不要太骄傲了。”这位秘书长语出惊人：“你，十个元帅反了九个！”

　　这个大帽子可是重磅炸弹，十个元帅反了九个，那还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也自然是只跟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成员了。

　　“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黄永胜火上加油。他可能对九年前邓华取代他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仍有些耿耿于怀。其他人也围攻上来：“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

　　对于这些无端的攻击，邓华能忍则忍，实在不能忍的就解释几句，但批判他的人哪里肯听，邓华不由得火了起来，和一些人争吵起来。

　　会议组织者立即报告了上级，说邓华态度恶劣。毛泽东闻讯后传下话来：“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邓华历来十分信任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是了解自己的，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只听不说，埋头做记录。

　　给洪学智和万毅罗列罪名

　　在批判会上，有人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说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不揭就是不老实。

　　这些责难，让洪学智有口难辩。说实在的，他对彭德怀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抗美援朝战争时他们在一起，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洪是彭的下级，彭领导洪，洪配合彭，倒是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革命”关系，有什么可揭的！但好事者还是列出了三大“罪状”：

　　一是说洪学智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是他许的愿。这件事情的原委是：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党委讨论决定让洪学智兼任司令员，他当时说服从决定，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当时彭德怀同意了。就在彭德怀回国前，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洪学智跟彭德怀说：“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愿军管后勤工作，等战争胜利回国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他这么一讲，彭德怀把他批了一顿，说：“共产党员干工作还讲条件，还挑挑拣拣？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就这么一件事，结果成了洪学智的

　　一条罪状。当时，他心里真是不服气：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的，毛主席任命的。军委会上通不过，毛主席不同意，能当总后勤部部长吗？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呢？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没人听他的申述，申述也没用，反而说你态度不好或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第二条“罪状”：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一天研究作战方案，彭德怀让大家提出建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洪学智建议把敌人放进来，诱敌深入，以逸待劳，选择好的战机歼灭敌人。邓华和解方也同意把敌人放进来打。彭德怀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他们的建议。见彭德怀有些不高兴，他们几个副司令员马上站起来说：“仗还是要打，怎么打最后由老总定，我们提的意见仅供老总参考。”吃中午饭时，洪学智左思右想，觉得还是把敌人放进来打好。这时，邓华、解方都走了。洪学智来到彭德怀身边，很认真地对他说：“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认为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更好一些。”接着他又陈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他说完之后，彭德怀说他的意见也有道理，但似乎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是按彭德怀的意见打的第五次战役。朝鲜战争结束后，向军委汇报作战情况，几个老帅都参加了。作战情况是邓华汇报的，后勤供应保障是洪学智讲的。最后，彭德怀作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看，打五次战役时，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就这件事，有人做文章说：看！彭德怀多么器重洪学智！彭德怀可是只骂不表扬的！就你洪学智是个例外！

　　第三条罪状是朝鲜给彭德怀授勋之后，有一次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德怀讲了一段话，他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彭德怀之所以这么讲，是说后勤供应保障对前线作战的极端重要。因为志愿军远离祖国，战线很长，后方运输又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一次战役，每一个作战想定，都不能不充分考虑作战物资的供应保障情况，都不能不受到后勤的制约。因此，作战取得了胜利，彭德怀对后勤保障和供应看得很重。他的话，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莫大奖赏，也表现了彭德怀的伟大和谦虚。这也成为别人批判洪学智的“把柄”，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此外，再有一条罪状，就是说洪和黄克诚长期在一起。这不假：他俩在新四军三师时在一起，在总后又长期在一起。这就罪加一等了！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又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要他交待问题，肃清他的影响。会上也没揭出什么问题。以后，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也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10月，洪学智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东北吉林省当厅长。

　　对万毅的揭发和批判，也比庐山会议上有了发展。最为可笑的是，有人揭发他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一二○师师长赵毅。其实西安事变时，万毅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呢！而且当时赵毅还活着，找他核实一下不就会明白了。但是没有人核实，只管将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事。

　　9月11日下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宣布了对万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保留中央候补委员）。决定出来了，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及总参、总后有关单位代表共220人，开会对万毅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他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从此，万毅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离开了军队。

　　被撤销了职务的万毅将军，只能足不出户地待在家里。直到1960年3月的一天，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指定他到陕西省委，接受工作分配。这没有商讨的余地，他也没有别的想法，二话没说，于4月12日，带着全家从北京到陕西省委报到。陕西省委决定他到省建委任副主任。他当时也是带着一种今后要好好工作来弥补过失的心情，总想尽力把工作干多一点，干好一点。所以，分工一定，6月初，他就带着计划处的同志，先到宝鸡市几个工厂去了。

　　可是，刚到11月中旬，又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命：由省建委副主任，改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为什么改任？后来才知道，中共西北局的一位领导到西安检查工作，得知万毅在建委任副主任，便说：“这么一个右派，怎么能做这项工作？这样使用不当。”省委就让万毅转到林业厅去工作了。

　　万毅仍是抱着积极工作改正错误的心情，对干什么工作并不在意。况且自己也没有挑选工作岗位的权力。接到新的任命后，他立即就到林业厅报到。因为厅长很能团结人，万毅在那里还算顺心。他积极工作到1965年，省农业厅和林业厅合并为农林厅，万毅仍任副厅长。这使他有机会到下面的人民公社进行调查，了解一些当时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可是，没有多久，他又被调去参加“四清”工作，被分配到水利厅和农林厅下属的几个工厂搞“四清”。

　　在这期间，他心中也盼望着能对自己的“问题”有个说法。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针对“二十三条”的讲话中说：“真正跟彭德怀、黄克诚跑的不就是那么几个人吗？”他指的是邓华、洪学智和万毅等人，这是又一次给这几个人定性，而且让全国上下尽人皆知。万毅又失望了。其实，他对弄清这个冤案本身，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是想能在这里安下心来，能在林业这个专业上做点工作，出点力，也总算是尽了一份心。

　　邓华：申诉报告还是不寄为好

　　邓华到四川后住在成都市前卫街44号。1962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探望时，给他透露道：“中央发了文，过去运动中对党员和干部处理错了的，要加以甄别平反。你对给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谈谈。”

　　“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邓华略有踌躇后表态了，“处理过了，没意见，没要求。”

　　然而，李井泉的造访，还是引动着邓华思想深处的波澜。李井泉的话引起邓华内心的波澜。邓华决定向党的总书记写一个报告，在肯定犯有“错误”的前提下，要求党中央给一个书面结论——因为对他的处理，仅仅只由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口头宣布，未有任何文字表示。

　　报告在家里搁置了一个星期，邓华反复思考着。如果彭案不翻，邓案也是翻不了的，这个报告发出去，搞得不好，还会惹出新的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报告还是不寄为好，最后忍痛将报告销毁了。8月，邓华到北京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这是他1959年事件之后第一次出席党中央的会议。他仍然保留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之职。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左”倾错误。

　　正在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被毛泽东斥之为“翻案风”，他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还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会议组织了对彭德怀的新的批判。邓华再一次被迫违心地参加对彭的批判，并表态要继续同他划清界限。他的心中是极度痛苦的。他为彭总和他自己的甄别平反无望而沉痛，也同时为继1959年庐山会议中断纠“左”进程之后再一次中断纠“左”，而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深深担忧。

　　参加八届十中全会回来，邓华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肺气肿病加剧，而且伴之以严重的消瘦，有段时候一个星期减少体重一斤，到1962年底，由正常情况下120斤下降到只有72斤。

　　经过多方检查，确诊消瘦是由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引起的。医生说，这种病的一个重要的起因，是承受了过多的精神痛苦。

　　1963年1月，他不得不住进重庆的医院，直到1964年4月出院，在病床上的时间长达一年多。

　　邓、彭同处一城难谋面

　　彭德怀到成都后，被安排在永兴巷7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邓华也住在成都，而且就在离永兴巷不远的前卫街，大喜过望，拉起警卫参谋就走。参谋不解地问:“什么事这么高兴？老总，这是到哪里去呀？”

　　“找邓华去！他就住前卫街。”彭德怀一咧厚嘴唇，开怀大笑。

　　彭德怀与警卫参谋大步流星地赶到前卫街44号，举起手就要擂门，可手举到空中，又硬生生地停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往后退了两步，朝院子里眺望。在墙外，他能听到邓华的孩子们玩耍嬉闹的声音，能够看到院内的玉兰花开得正盛。然而，彭德怀转身往回走，依旧是大步流星。警卫参谋问：“老总，到了门口怎么不进去呀？”

　　彭德怀没有回答。

　　其实也不用回答。他本来就认为是自己连累了邓华，何必再度连累他……

　　彭德怀有一个金光闪闪的烟盒。这是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送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的礼物。彭德怀知道邓华爱抽烟，一直想送给他。彭德怀将心爱的烟盒放进保险柜，在烟盒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送给邓华同志。”

　　邓华也在期盼着与彭总见面。一次，他从省政府一位转业干部那里打听到彭德怀的具体地址，傍晚时与夫人李玉芝一起往永兴巷散步，希望能碰上彭德怀。根据当时的纪律，不经许可，是不能到彭德怀家里去串门的。他们围着巷子转了几圈，也没能如愿。此后一连几天，邓华夫妇都抱着碰的心理到这里来散步，他们知道彭总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可是最终也没碰上。后来听人说，彭德怀到四川后一直闭门不出，基本上不散步。邓华这才死心。

　　还有一次，邓华到家住永兴巷的省委书记那里去商谈工作，恰好从彭总寓所旁边经过，他停了下来。但见门窗紧闭，了无人迹，彭总显然不在家。邓华不敢久留，匆匆瞥了一眼便赶紧离开。

　　夫人李玉芝说：“暂时不见也好，被什么人瞧见了，又说不上会找彭总找你的麻烦呢。”

　　邓华没有吱声，只是苦着脸一个劲儿抽烟。

　　给邓华彻底平反的通知来晚了

　　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1978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彭德怀的案件也是毛泽东亲定了，很少有人敢翻这个案。但是，邓华有胆子闯禁区。

　　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搞错了。他说：“彭德怀同志为了纠正‘大跃进’的缺点，为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使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地发展，向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提自己的意见是可以的，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决不能说成是反党。”

　　在邓华等人的争取下，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办了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