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太行山脚下的小村庄大寨经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七天七夜的暴雨使全村房倒窑塌、地毁苗光。村支部书记陈永贵面对这种困难,却说:只要没死人就是喜事!他带着大寨人,凭着双手,用铁锹和扁担,在不要国家一分钱援助的情况下,硬是在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上建起了一个新大寨——灾后产量没减,社员口粮没少,原定完成的国家征粮任务斤两不差。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寨精神传遍全国,大寨和大庆一起,成为当时中国的两面旗帜。陈永贵成了新闻人物,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农民副总理。在妻子儿女眼中,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父亲是儿子心中的精神力量
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最近成了网上的热门人物,一篇题为《陈永贵之子陈明亮涉赌涉毒被刑拘内幕》的文章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此陈明亮非彼陈明亮,对这条张冠李戴的假新闻,陈永贵的儿子一笑了之:“有的事情也许陈明亮可以做,但陈永贵的儿子不能做。我不能给父亲争光,至少也不能给他丢脸。”
2002年第一次采访陈明亮的时候,他名片上的头衔还是澳大利亚成功商务集团董事和广东东莞新中食品有限公司的集团主席。而今天,陈明亮已经是北京福阅投资公司和重庆正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在人们的记忆中,无论职务多高,无论进行什么活动,哪怕是国事访问,陈永贵永远是一身农民打扮,人称“扎白毛巾的副总理”。而我见到的陈明亮则是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深酒红色的西服里是件挺括的暗蓝隐格衬衫,无框珐琅眼镜,文质彬彬,与他父亲那身著名的打扮形成鲜明对比。
父亲在陈明亮心中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陈明亮说,“不管多忙,我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去给我爸爸磕头,大寨是我的根。我一进大寨就特别激动,我爸爸当年的很多老战友一看到我就说,哎呀,明亮回来了!他们老泪纵横,我也热泪盈眶。”“俺孩子回来了,回来好!可好哩!”最后这几句话陈明亮是用昔阳方言说的,口音纯正,这一刻,他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陈明亮是在父亲去世几个月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的。他说:“上大学以后,家里很困难,最拮据的时候我身上只剩下3毛5分钱。当时我就想,得挣钱,得改变这种状况。”从上大二开始,陈明亮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之后开过发廊和餐馆,当过商贸公司的经理,做过股份制企业董事长。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去了澳洲,在进修了两年工商管理之后,开始做贸易。他的经商信条是:该赚的钱赚,不该赚的,白给也不能要。
陈明亮热爱山西,被称为新一代晋商典范,2008年当选为太原新晋商联盟副主席,2009年1月又当选为重庆市山西商会首届会长。但是对陈明亮来说,最大的成功不是做了多大的生意,而是母亲宋玉林的一句夸奖:我儿子可孝顺了!
因为喜欢,所以选择
宋玉林18岁就当了妇女干部,当过妇女委员、妇女队长、卫生委员。日本投降以前她给八路军做军鞋军服,一直是支前模范、积极分子。解放以后,县里每年都要给她送请柬邀请她去参加劳模会。她就是在劳模会上第一次见到了陈永贵。如同评剧《刘巧儿》里的那句唱词:“上一次的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在那个年代,劳模就是最大的偶像。宋玉林对这个全国劳模自然心怀敬佩,但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个妻子患癌症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全国已经开始学大寨,陈永贵天天忙村里县里的事情,根本顾不上照顾家,有人就给他介绍了离婚的宋玉林。
那时陈永贵还没有那么多职务,而且比宋玉林大10多岁。对于当年的选择,老人满脸笑意地用“喜欢”两个字就解释了。
嫁给陈永贵后,宋玉林虽然不享福,却很幸福。陈永贵在家里从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都做。有一年去北京开会,发现北京人两口子都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他就大力提倡“要男女平等”。
陈永贵总是带头多交粮食,家里的口粮不够吃,就吃杂面。宋玉林心疼丈夫,经常单独给他做一碗白面擀的面条。可是后来她发现,给陈永贵盛一大碗他说吃不了,一小碗还说吃不了──他就是要分一点出来给她和孩子们吃。
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宋玉林还在村里的托儿所给人看孩子,到大寨参观的外国客人、领导人提出要见她,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衣服不干净,穿戴也不好,就东躲西藏。可是陈永贵不在乎,非要找到她不可。找出来还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见人的?劳动最光荣。”还开玩笑说:“有人造谣,说我娶了个20多岁的大姑娘,你也让大家看看嘛。”所以后来宋玉林也跟着参加一些接见活动,她家里至今还留着一张她迎接荷兰公主的照片。
陈明亮在北京买了别墅,将母亲宋玉林接过来一起住。前些年,宋玉林家里除了几个大沙发和两个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大鱼缸显示出一些现代气息外,一切都是老人所喜欢的“老式的”摆设。房间里到处可见陈永贵的痕迹:墨西哥总统访问大寨时与陈永贵的大幅合影、世界农业协会发给陈永贵的奖杯、陈永贵用过的橘黄油漆的旧书柜——上面摆着几乎所有和陈永贵有关的书籍:《陈永贵传》、《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中国名村纪实——大寨》??还有小儿子陈明亮从澳洲带回的一份当地最大的华文报纸,因为上面有《中国农民领袖陈永贵》的文章。
而在老人的卧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端放在柜子上的陈永贵的大照片。照片前有两个香炉——每到祭日,家里人总是要在他的笑容前点几柱香。
墙边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宋玉林说,这是老伴去世以后留下的唯一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从前给孩子们做衣服全靠它。宋玉林年轻的时候就是针线好手,还教过村里的女孩子学裁缝做军衣。拉开缝纫机抽屉,是一大堆已经发黑的旧顶针,老人伸出手来,说她的手骨节大,就是戴顶针磨的。
老人花白的头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皮肤白皙,气质颇好,年过八旬的人看起来倒像60多岁,听到别人这样说时,老人家连连摇头:“不像不像,你们也知道我一辈子农民,农民都显老。”一股子的实在和坦然。闲的时候,老人经常去花园走走,晒晒太阳,无论到哪里她都不愿意介绍自己是谁,她说:“老伴说了,干部是由群众产生出来的,不要自己去摆。”
从抱怨到理解
宋玉林说,陈永贵最爱小孩子,从来舍不得打,要是发现村里谁家打孩子,他都要去训人家。也许因为是小儿子,陈明亮是陈永贵最疼爱的孩子。他连名字都不叫,从来都是叫“小淘气”。“他爸不嫌淘,说淘点才有脑筋。当时怀孕的时候,我就不想要,40多岁了,都当奶奶了,怎么还好意思生儿子啊!当时他爸爸在北京,打来电话把我骂了一顿,你怎么这么傻?有这么一个儿子,你老了就得上劲了。谁知道还真让他爸说着了。”
陈明亮是陈永贵家唯一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陈明亮能跟着父母到北京,是因为他刚刚小学毕业。“如果当时我是18岁,生活能够自立,肯定也是来不了的。”陈永贵自己的户口都是在不当副总理后才迁到北京的,这之前他一直是大寨户口,家里人每年把他的几百斤口粮换成粮票带到北京。他拒绝了周总理和中央多次对他户口的安排,“他说这样可以减少城市户口。”陈明亮说,父亲认为子女不能沾父辈的光,所以至今他的哥哥姐姐还都在山西昔阳。
大哥陈明珠是他们中职位最高的,曾做到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20多年一直也没有再提,现在已经退休。
“我二哥陈明善当时在陕西当工程兵,干得很优秀,部队首长说他表现很不错,入党了,准备提干,再到军校锻炼锻炼。我爸就反对,说不管他干得是不是优秀,只要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能这么做。我二哥17岁当兵,一直到我爸去世还是工人。”后来陈明善所在的昔阳县拖拉机厂倒闭,赋闲在家很长时间,前几年才去电业局上班,以工代干。
陈明亮的姐姐多年来一直在昔阳县公安局管档案。陈明亮说:“陈家媳妇女婿个个都是普通职员,我姐夫和嫂子曾经很有意见,进了陈家门不但没有沾什么光,反而处处受压制,也许不攀这门亲,凭他们自己的本事能获得更好的职位。”
如果说最初子女们还对父亲有什么埋怨的话,现在也都渐渐地理解了,父亲不是不希望孩子们都在身边,他只是太无私了!
宋玉林说,她知道他是一心为公,他什么都不要,只为集体。
“我父亲临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我,1986年我正面临高考,他本来打算看我上完大学的。”讲到父亲的去世,陈明亮的眼圈红了。“我爸的遗嘱我到现在还留着,他留了8300块钱,这里面还包括土改时候房子作价给集体的3000来块钱。我爸当时的意思是全部交党费。为这钱,我妈和我爸狠狠吵了一架。她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全部交了党费,明亮今年上大学怎么办?所以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
“3月26号他去世那天,掉着眼泪说,俺这孩子没这命了,我原来打算再活四年,现在看来四个月也不允许了,陈家没出过大学生,我跟你都没念过小学,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哩。” 宋玉林老人说着眼圈也红了。如今,陈家第三代人除了1人是中专毕业,其余6人都是大学生。
陈明亮精心保存着父亲的影集,有出访墨西哥的,出访柬埔寨的,在大寨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的,去外地作报告的,在田里参加劳动的??这位朴实的副总理除了标志性的农民打扮,几乎在所有的照片里都开怀地笑着,那是一种心底无私的笑。陈明亮说,一个人自己有多大的力量能够不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保持本色太难了!我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对于陈家人来说,陈永贵是和劳动、无私、本色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的,他当不当副总理并不影响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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