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中旬,瞿秋白受共产国际之命,由苏联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可是,次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夺得中共帅旗,成为最大的赢家,而瞿秋白则蒙冤受屈,倍受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在1935年的绝命之作《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是瞿秋白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李立三“左”倾冒险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瞿秋白心悦诚服地承认了“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也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接受了教育,端正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李立三却无视“左”倾错误的教训,仍然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李立三所挑起的这场争论,惊动了斯大林,竟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并用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以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在权威面前,李立三不便反驳,暂时搁置了争论。
李立三是在“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此时,中央总书记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论其个人素质,怎么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不久,李立三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胆大果断的李立三实际成为中共中央负责人。
回国后,李立三早就把斯大林的话置之脑后,开始酝酿他的中国革命高潮期的理论和实践。1930年1月,他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并警告说,“右倾危险,是有它的客观的强大的基础”。在他的反右倾、反调和的高调之下,大胆的冒险计划,已在积极酝酿之中。
他的理想是狂热的,而性格又是粗放的,这就必然导致在领导中国革命时的急性病。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李立三“左”倾错误正式形成,并将轰轰烈烈地推行了。
这个决议要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火车头,他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他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从南到北,发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并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以实现世界革命到来。
当这个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大为惊讶:“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这个发疯的冒险计划,当时在国内就遭到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的反对,而此时的李立三,眼中所见的是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乃至世界革命的全面到来,怎容得别人的不同意见。他压制不同意见,对何孟雄、林育南等不恰当地使用纪律手段,把他们当作右派给予处分。
在党内讨论六月决议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率先表态,反对这一冒险计划。这可惹恼了李立三,他立即致电远东局,以中央的名义要求调走罗伯特,甚至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远东局。由于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他竟然又以中央的名义给斯大林写信,要求批准他的中国革命计划。
他的胆子真大,竟敢在共产国际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擅自部署武汉、南京和上海的总暴动。他还异想天开,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伯利亚十万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
他明知这样做是违反共产国际纪律的,却不以为然地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还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共产国际说话。
他的暴动计划一开始便严重受挫,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所载资料统计,从1930年6月到12月,有60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省委级干部5人,特科级人员1人,农民运动干部13人,学生运动干部3人。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立三路线”尽管时间短,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跃跃欲试
中国革命出现新的危机,值此生死攸关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得不先后派出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处理和解决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这份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首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李立三把“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了”,“又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太低了”。李立三的错误在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上发生了偏差,即“最近三个月来的估量是不切实,因此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也就发生不正确的地方”。
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将革命从盲动和冒险中拯救出来。中央决定中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取消总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会。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央做出两个决议,即《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立三路线”是策略上的错误,也就是表现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
在处理立三错误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文人的风格,不像李立三那样的大刀阔斧,他只是要求李立三作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就是在组织调整时,也是基本维持原先的中央政治局,包括李立三在内,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只是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5名改为3名:向忠发、周恩来和瞿秋白,瞿秋白成为中央的实际负责人。
在生命终结之际,瞿秋白对三中全会作了回顾。他说,我“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也就是说,他只是对事不对人,实际纠正了李立三的一些具体错误,而不是把李立三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自然不能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李立三不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就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政治路线的背离。可是,瞿秋白所纠正的仅仅是立三的策略错误,而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集中火力反右倾”,于是,他便注定要招惹来政治麻烦。
果然不过两个月,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信中指出,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明确指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接到共产国际来信,瞿秋白立即找李立三谈话,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告诉他,共产国际已不仅仅认为他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整套错误观点,制定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是原则性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第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就是要将瞿秋白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笔者注)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而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王明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甚至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应“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态度”。王明欲取而代之的想法,溢于字里行间。
米夫挟怨报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成员有张国焘、邓中夏、余飞和王若飞。当时,苏联正在大规模“清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无例外地掀起无休止的“反倾向斗争”。首任校长拉狄克,因受托洛茨基的牵连,只当了两年校长便被清除。继任者为副校长米夫,时年27岁,年轻气浮,大有少年得志的骄横,中国留学生多看不惯他的做派和霸气。
安徽籍学生王明却攀援上米夫,成为米夫最得力的干将。米夫借用王明在一部分留学生中的作用,培植自己的派系,而王明也乐于为其所用,扯大旗作虎皮,吓唬不同意见的同学。一年前,米夫被苏联派往中国,王明便是他的译员,米夫曾认真地向中共推荐王明,只是由于陈独秀的态度,而没能如愿。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并没有什么人缘,他们背地里都说王明是“米夫的走狗”,对于他依仗米夫的势力,专门打小报告,打击同学的做法,纷纷表示不耻。王明非但不反躬自省,检点自己的言行,团结更多的中国同学,反而变本加厉地捏造谣言,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同学。所谓“江浙同乡会”便是王明一手制造的一起冤案,据杨放之回忆:
“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古尔的信任。但阿古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古尔,这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
当时,向忠发正在莫斯科,根本不作调查,就煞有介事地说,江浙同乡会“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还威吓“消灭其组织”,对主要领导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其中的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对于特别严重的分子,甚至要枪毙。
向忠发讲话后不久,中山大学就有不少学生被捕、开除。富有正义感的学生们,纷纷找到中共代表团,反映中大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共代表团予以调查。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这才看明白,米夫和王明所宣传的中山大学的“非常剧烈的斗争”,实际上是场没有意义的“内斗”,他“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所以,他采取“调和的立场”,以“弥缝缓和”双方的关系。
这种处理方式,遭到米夫的反对。米夫操纵中大支部局,阻挠中共代表团过问“江浙同乡会”问题。中共代表团去苏联克格勃机关查阅相关材料,也同样遭到拒绝。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同时也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中大的江浙籍同学,仅仅是对某些问题表示出不同的意见,不能因此而给他们定罪,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的共同审查,做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是根本不存在的结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共产国际提出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让赋闲的鲍罗廷担任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让米夫知道了。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的张国焘回忆: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廷。这些事后来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廷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廷,根本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他(米夫)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
时值苏联开始清算布哈林,而瞿秋白与布哈林恰在富农问题上有一致之处,即都反对消灭富农。于是,米夫借此指使一些人,穷追猛打,非要把右倾的帽子扣到瞿秋白的头上。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不敢牵扯到路线斗争的旋涡中,只得认同米夫和王明的指控,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该对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负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团成员,板着面孔,宣读共产国际的决议,解除瞿秋白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的职务。
好心不得好报
瞿秋白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李立三就错误而言错误,一点也不夹杂个人的情绪,他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别人倒了霉,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在逻辑推理上,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瞿秋白。
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后,形成《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给三中全会定了7条原则错误,甚至说,三中全会的领导机关表现出“不健全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的7名委员,众口一词地批评三中全会,给瞿秋白加的罪名是“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等。似乎李立三没有什么错,而瞿秋白却成了缺席被告。
同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大肆吹捧王明等,称赞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主要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与此同时,米夫已到达中国,正紧锣密鼓,全力扶持王明等上台。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在会上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谁是两面派,谁又在搞小团体?显而易见,曼努伊斯基批评的就是瞿秋白。共产国际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与会的中国同志,张国焘、黄平和蔡和森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循着共产国际的态度,作例行性表态发言。
曼努伊斯基既然让李立三去“揭破这个痛疮”,李立三也就顺竿而下,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李立三做了最不该做的事,就是附和曼努伊斯基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说到底,是他太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在处理立三错误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任人批评指责,甚至李立三也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背着“调和主义”“小团体的代表”和“两面派”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担当中共中央负责人。于是,米夫登场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集中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而此时李立三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成为活靶子,受到会议的无情批判。会议撤销李立三、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根据米夫的旨意,将“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四中全会后,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问题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他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默默忍受屈辱,接受所有的指责,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他又能说些什么呢?谁又让他说些什么呢?在米夫、王明的政治高压之下,他只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我们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多余的话》中出现的如下话语: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过去就算了。”
“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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