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上述这一段话，基本采用了刘少奇书面报告中的说法。第二段话，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周恩来的讲话同林彪相比，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林彪是满怀激情的为“三面红旗”辩护，同时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周恩来给人的感觉，似是一种按部就班的表态。他所说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句话，似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也有一些不合实际和缺乏远见的意见。周恩来乃外交领域的高手，他的话多少给人外交辞令的感觉。比较而言，刘少奇坦率分明，邓小平则采取了不提“三面红旗”的回避态度，而周恩来则有点不偏不倚的味道。
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这次会上，他的这一点表现最为突出。周恩来对于经济工作虽然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由于担任国务院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周恩来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周恩来的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对自己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自我批评说：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
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的独一无二。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
从周恩来讲述的第一个错误的时间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已经看到了“大跃进”的问题，开始考虑要降低各项经济指标。但庐山会议反右之后，他立刻将冶金部的副部长袁宝华、国家计委的安志文叫到庐山，重新核定钢材产量问题，并给各部长打招呼，说彭德怀的问题是什么性质，主席是怎么表态的，政治局是什么意见等等。用袁宝华的话说，总理打招呼的目的，是怕大家犯“错误”。可能就是为了不犯“错误”，庐山会议结束10天后，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便按照中央讨论的意见，在人大常委会上讲了新的跃进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