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的原因是，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并且这次科举也使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宁波，他听到废科举、兴学校的议论；发现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学子在试办新学堂，而且开始教授从西方传入的数理化课程；听说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与外国人频繁来往。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

回家之后，他考虑再三，决定去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功名无望，但希望儿子做生意，振兴家业，便对蒋说：“到宁波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凤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蒋介石回绝道：“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绝不做生意！”这样，王氏在征求蒋妻毛福梅的意见后，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愿，蒋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凤麓学堂求学。然而，凤麓学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新瓶装旧酒，虽然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之类的课程，但主要还是《礼记》《周礼》等陈旧的东西；教师多是迂腐守旧之徒，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同学们推举蒋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学内容，他在陈述理由时，“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激怒了校方，声言要扭送官府查办。蒋介石愤然退学。

后经舅父孙琴凤的介绍，他被送到宁波箭金学堂。在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博学的顾清廉老师，教学生们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讲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使蒋第一次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顾还将自己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这是一部对蒋介石来说堪称《圣经》的书，蒋对曾崇拜有加，视曾国藩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会新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国民社会的解体，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开始出现好男儿投笔从戎的风尚，人们把眼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同时，留学日本也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1906年春，他乘船东渡日本求学，因没有朝廷公派文书未能如愿。回国后，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第二年，由于在学堂表现出色，加上自己有意争取，经过考试被公派去日本军校留学。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他紧紧地把握，不顾母亲和妻子的反对和阻挠，再次东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掁武学校。1910年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日本驻新泻县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佩二等兵军衔，后升为上等兵，也称士官候补生。当兵期间，平常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过让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难为情的神色。由于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明令，不得不服从。

在日本学习军事和当兵实习，使他对治军有所感悟，认为“一国军队如果做到精强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评析：

少年蒋介石没有因循长辈为其设计的通过获取功名走仕途发达之路的人生轨迹，而是弃文习武。促成他做出这样选择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确定人生目标追求是最大特点，就是勇于摒弃旧俗，大胆接受新风。戊戌变法后，科举制度虽然依旧进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蒋介石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同时，他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即倡导学习西方文明的新学，以及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为一种时尚，并潜意识地把自己人生目标追求，同这种新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