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末的一个中午，70岁的陈禹山站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住宅小区门前迎候记者。他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穿一件黄色T恤衫，上面还印着迎接北京奥运的宣传标语。“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不要钱的。”陈禹山以略带戏谑的口气说。
陈禹山把自己30多年的记者生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几年主要是为极左路线唱赞歌，后十几年主要是批左、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
从“宣传极左”到“清算极左”
陈禹山是广东台山人，青年时期，他在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英语专业，研究莎士比亚。陈禹山笑称自己当时的思想是积极向组织靠拢，“我在中大上学时，有位老师写了篇小说《勇往直前》。学校党委认为他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找人写文章批判他。他们不找中文系学生，却来外文系找我，让我按他们的调子写。”
1965年，新华总社来中大招收毕业生，校党委推荐了陈禹山，说小陈这个人是能写的。陈禹山到北京当记者后，写了许多报道，大多是有关“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以及“延安的小学生包了一棵小松树，千里迢迢到北京送给毛主席”之类新闻。
“文革”结束那年，陈禹山39岁。他说，别人是“三十而立”，我30岁了还趴在地上，人家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发现错了，也不敢说话，否则人家就要抓你的反革命。我是“四十而立”。
那一年，他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强烈的反思。“以前我们都吹‘四人帮’多么好，江青同志多么好，突然中央把他们抓起来了，我的顶头上司也抓起来了，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全是错的，思想简直乱套了，从中学时代就想做个好记者的伟大理想破灭了，强烈痛苦……”
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几年的陈禹山，决定离开这里，“原来我把记者当作一个很好的职业，紧跟‘文革’浪潮，做耳目喉舌，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无任何意义，老子不干了，不搞新闻了！”
就在陈禹山办好了调出新华社的手续，准备去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时，他遇到了一位熟人，时任《光明日报》的副总编。“他跟我说，小陈，你不能去出版社，还应该干记者。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是清算极左路线的时候了。你还年轻，到我这里来吧！”
于是，陈禹山就没去出版社，而是调到了《光明日报》记者部。在此之前，1978年，陈禹山给新华社写了篇年终稿：《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那时，记者写文章刚开始恢复署名，陈禹山的稿子作为A稿，署了他的名字，在报纸头版登了整整一版，全国很多报纸都是整版转载，陈禹山一炮而红。
“陈篪那篇稿子，为什么影响那么大？”陈禹山自问自答，“陈篪是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思想体系与当时提倡的很不相同。单位里每周有3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批白专化道路。陈篪每次拿本业务书，去政治学习会上学业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学政治不重要吗？陈篪说，学政治也重要，但开神仙会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也活下来了，还繁衍了那么多后代，现在我们号称生产力发展得多么先进，为什么还会饿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写这篇报道的主题非常简单，就是要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认为这是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之初，最重要的一篇报道。”陈禹山自豪地说。
“当记者就要搞大事”
1979年，调到《光明日报》后，凳子还没坐热，陈禹山就去辽宁采写张志新事件。陈禹山说：“张志新的可贵之处，是她批判了当时的极左路线。她有没有骂过林彪、‘四人帮’？有一点点，很少。但我当时写稿子，只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四人帮’，这个事也不对。我在报道里加了一句‘张志新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热爱的心情，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一句话里看出点什么。但是，大量的读者来信，没有一个敢提出这个问题的……”
陈禹山对此作了很多反思，他说：“‘文革’中我们也干了很多坏事，宣传极左路线。那时候只能听话，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错的，只知道誓死保护党中央、毛主席。” 1982年，陈禹山又写了蒋筑英。那时，陈禹山正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冤枉了，右派划了50多万人。我和我的二妹夫是同一间小学毕业，他小学毕业就回家耕田了，然后参军，当了营长。他的工资收入等于我和我爱人工资的总和……”
该怎样批评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呢？陈禹山苦苦思索。一个去北戴河疗养的机会，陈禹山无意中听到了蒋筑英的故事。“我一听，马上产生了思想碰撞。”陈禹山兴奋地回忆，“我写蒋筑英，说他是知识分子中的雷锋，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现在讲错一句话，没有人抓你反革命，但那个时候，如果我感情用事，赤膊上阵，不但不能为知识分子呐喊，我陈禹山又出麻烦了……报道发表后，我在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干部大会上做报告，听众问我蒋筑英为什么会死？我不讲当时的政策不好。我说，蒋筑英这个人就像一盏油灯，旺旺地燃烧自己，但没有人给他加油，所以他的生命很快熄灭了。”
但陈禹山最满意的作品，并不是以上这些，而是赞扬农村改革、批判人民公社制度的《“要饭县”翻身记》。“当时的形势已很危险，如果没有农村改革，８亿农民没饭吃，我们就完蛋了！我写凤阳的通讯发表后，影响非常大。凤阳县委来电话，说写凤阳的文章中，你写得最好！”
“我跟你们说这些，好像有些吹嘘自己？”陈禹山谈会儿往事，就要哈哈笑着谦虚一下，“我的经验是，当记者要搞大事，对国家、人民有意义的大事，一年搞一次，就行了。”
1984年３月，陈禹山第一次来深圳采访。他是中央大报记者，深圳市委车接车送，下榻在迎宾馆，“那是中央部长级人物来深圳住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不管去哪里采访，都是当地负责接待，吃、住不要钱。”陈禹山回忆道。
但是到蛇口就不行了，这里讲的是市场经济。接待单位介绍陈禹山住在招待所，自己掏腰包，一天吃住30元。陈禹山在蛇口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就住下来了。他当时工资不高，长期住在这里也吃不消，就想尽快采访完，回北京写稿。
在蛇口的一次聚会上，陈禹山认识了袁庚。他采访到的材料太多了，不能只写一篇通讯，就搞了本书出来，编好后送给袁庚过目。“老头子很高兴，说‘把那个姓陈的留下来’！但是，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袁庚邀请我全家人来深圳转了一圈，家人认为深圳的学校比较糟糕，不想来。”
这时，恰巧有一个机会，陈禹山由《光明日报》调到了《人民日报》香港办事处。到香港工作后，他就经常来蛇口与袁庚会面。陈禹山说：“我与袁庚许多想法、追求都一致，我们不谈怎样做生意，谈的都是党内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等问题。我对他有一个重要价值，他原本就是个‘特务头子’（袁庚曾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文革’中被康生打成‘特务头子’），非常注意信息的搜集。我每次从北京回蛇口，他都立即叫上我，去他最喜欢的赤湾港，坐上一只小船转悠，向我询问中央的最新精神、最高层政治形势的变化等。”
“袁庚的冲劲很大。他很聪明，善于抓机会。胡耀邦到广州视察时，袁庚派了工业区的一位干部到广州打探消息，因为这位干部的亲戚是广东省委领导，派他去摸胡耀邦的底。胡耀邦来后，袁庚跟他说，我们的干部不怕群众，怕领导，因为决定干部乌纱帽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这种人身依附的旧习气必须破除。我想在蛇口搞一个不太大的试验，冒一点风险，搞民主选举。胡耀邦听了说：好。袁庚马上说，总书记说好了，我们就要记录在案，马上向上面打报告。”
在蛇口，袁庚还搞了新闻制度改革，如稿子不用送审，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领导，包括可以批评袁庚本人等等。陈禹山认为，蛇口的改革本身是成功的，但蛇口经验没有得到推广；在袁庚退下来后，蛇口的改革进程也夭折了。
热闹中的一丝凄凉
陈禹山报道过的人物，下场都很凄凉。张志新、袁庚一类的人物就不用说了。张志新临死前被割断了喉管。陈禹山报道张志新的稿子，送胡耀邦审查。胡原样退回，一个字没改，秘书转述他的口头批示：耀邦同志看了，建议把其中一句话删掉，就是“残忍地割掉了张志新的喉管”这句。
在《光明日报》连续3个月报道的推动下，全国人民争说张志新。但3个月后，对张志新的讨论戛然而止。当年参加迫害张志新的人，没有一个出来忏悔，至今没有人组织过一次对张志新的纪念活动。今年6月，有关单位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举办的评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张志新不在候选人名单之列，袁庚也不在。记者从网上看到的这份名单里，有史来贺、申纪兰、吴仁宝，有成龙、姚明、张艺谋，有徐虎、徐洪刚、魏青刚，有李丽、李素丽、洪战辉，有唐山13农民……“凡是学雷锋的都上去了，蒋筑英也上了。”陈禹山笑道，“但我觉得，比起那些做了好人好事、帮助些人的劳模，张志新、袁庚他们这些人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
1980年代末，袁庚受到整肃，此后一直不得意。陈禹山说：“当初袁庚在蛇口搞试验时，交通部反对意见就很多。1992年袁庚离休后，蛇口的政治改革不仅停下了，而且还倒退了，领导班子不再民主选举，恢复由交通部委派。新上来的这些干部，对袁庚冷处理，基本不理，以前的老部下想去看看他，也不敢去。”
陈禹山坚定地认为：“袁庚对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有很大的贡献，没有这些人在前面铺路，就没有以后的改革开放。”
而陈禹山报道过的铁人王进喜、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以及知识分子的代表蒋筑英等，他们都英年早逝，死后虽名声显赫一时，但热闹中亦显出一丝凄凉。借用鲁迅的一句话：“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官场10年
陈禹山50岁那年，当时的深圳市南山区区委书记虞德海向市委提出，调陈禹山来南山区当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深圳市委常委会对他的任命通过后，陈禹山就从香港回到深圳，在南山区委常委、宣传部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1年。
陈禹山说，他当了11年宣传部长，不爱开会，不爱讲话，有什么事情，找几个有关的人谈一下就行。他也不去下面调研。他跟南山区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说：“你们有什么事需要我来做的，打来电话我会全力以赴。如果没什么事，我就不去给你们找麻烦了，我也忙，还要办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陈禹山也不主动邀请媒体来南山区搞宣传。他的这个思想，与区委书记严重冲突，书记对他反感而又无奈，就撇开宣传部，令区委办、区政府办联合成立宣传组，专门接待外来媒体。
“但是，有事被媒体捅出去了，区委领导还得找我处理。”陈禹山笑言。南山区有一所小学，墙外就是坟场，清明节外面烧纸钱，影响学校教学。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来采访这件事，区委领导在镜头前发火了。“越发火记者越拍，这下问题严重了。当时阻力很大，但央视记者顶住了，把片子搞出来了。”陈禹山说。
书记急了。“区里想立功的人，都跟书记说在北京有关系，能阻止片子播出。他们往北京打电话，人家答复说‘问题不大，等联系过人，我再给你电话’。其实那都是骗人的。书记看看不行，让我去堵。”
陈禹山在央视有朋友，但《焦点访谈》的记者跟任何人都不见面，打不进去。但陈禹山知道这种事该怎么搞，他去北京有关单位找自己的老领导。“我跟人家说，坟场的事，并非南山区不处理，而是坟主好多是香港人，以及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华侨，得先通知人家，不能擅自挖人家的祖坟呀。当时涉外是很大的事情，如果只涉内，多大的事都不算……”最后，《焦点访谈》把报道撤了下来。央视的记者说，南山区有人能通天。
“这件事摆平后，区里很多人抢功，说是他们打电话起的作用，但我不讲。”
11年官场历练，陈禹山说自己最强烈的体会，就是“权力无人监督，必定导致腐败”。
“我们常说的是要‘自己监督自己’，不让别人来监督，但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陈禹山说，“比如我是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我管的几个单位都是正处级，这几个单位的一把手都是我，我是区文体局长、区文管办主任、区文联主席，还是一家报社的社长、另一家报社的社长兼总编。每个单位都是我一个人管财务，钱都归我管，盖我的章就能报销。说句玩笑话：你想吃喝嫖赌，在哪个单位都能报账，整个都乱的。区委常委每人还有一万元可以自己掌握，想给谁花就给谁花。你要谈恋爱，给对象买衣服、请她吃饭，都可以花这一笔钱。班子里的人搞在一起，更会胡作非为。”
官员在这种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环境中，不变成贪官才是不正常的。那么，当了11年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禹山，又为什么没有成为贪官呢？
“一是我是记者出身，知道百姓疾苦。二是之前我在香港工作了5年，一个月的工资等于在内地一年——我刚当区委宣传部长时，月工资600元，还算是高的了。我在香港还出了一本书，赚了些钱，如果不是这样，我不贪才怪。三是我采访过刘丽英，她是中纪委副书记，反腐败的英雄。我坚信陈毅说过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到了，一切报销。’虽然我们现在不搞运动了，但是不等于不搞反腐败了，做了什么坏事，迟早一样被揪出来。”
陈禹山说，自己讲这些，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有一年深圳市搞“三讲”，南山区召开老干部座谈会，陈禹山是当记者出身，看见问题就在会上说，结果闯了祸。
“‘三讲’过后，这些人开始反击，造了很多谣，并串通我原来的副手，写信揭发我‘贪污巨款’。新来的区委书记不了解情况，查了一年，没查出什么问题，淡化过去了。后来，又来了个新书记。那些人又写信揭发我。新书记又要查……我退下来6年间，查了我两次。我当了10年的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没有安排过一个三亲六故，本来就没那么回事，能查到什么？那时我正写《袁庚之谜》，上午游泳，下午写书。但是，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我就有些警惕了。事情是复杂的，第二次查我结果如何难说。我就停止了写书，把这些事情的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还写了《告全区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我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只要我一出事，你们马上把我的事情上网。只要我的身体、精力承受得了，我不会不说话……”
陈禹山又安然渡过了这一“劫”。但是，曾任南山区区委书记的虞德海，就没他那么“幸运”了。
虞德海就是当初引荐陈禹山到南山区任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那位领导。陈禹山写的《袁庚之谜》一书中，曾有如下段落：
虞德海。蛇口工业区第二次民主选举第二届管委会领导人，他是候选人之一。他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在蛇口人所共知。他顺利当选。当时虞德海家庭经济较困难，生活条件较差，他的儿子又患有血液病，但他从不向组织提及，不向组织伸手。袁庚得知后便上门看望，觉得这样的干部难得。
1986年，袁庚推荐他到深圳市委工作，认为他是担任市委组织部长的合适人选。后虞德海在市委任常委兼组织部长。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工业区的头头，又恢复了由她的婆婆——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在这之前，袁庚被审查，负责找他谈话的，正是当时的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虞德海及另一位市委领导。袁庚激动地驳斥了他们的指控。
之后不久，虞德海调任中共南山区委书记、人大主任、武装部党委书记。1997年5月16日，南山区部分党员干部，向中纪委、中组部写信，揭发虞德海“政治上大搞宗派独裁，一统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生活奢侈糜烂，巨额收入来源不明”。
案发后，虞德海被判无期徒刑。
当年，袁庚谈到虞德海案，感慨万千，他讲了《东周列国志》上“南橘北枳”的故事。袁庚说：“虞德海在蛇口是一个好干部，但随着他的职位升迁，环境变了，手中的权力没有受到相应的制约，他就变坏了。”
陈禹山说，他想写一本《官场10年》的书，记录自己由记者身份转任宣传部门官员的10年见闻，但因话题敏感，国内没有出版社敢出。
如今，早已退下来的陈禹山，称他和袁庚是“同命相怜”。袁庚今年90多岁了，一般人都见不到他。2005年，陈禹山写的《袁庚之谜》一书出版，他去袁庚家里。袁庚问：“这本书印了多少？”陈回答了。５分钟后，袁庚又问：“这本书印了多少？”10分钟后又问一遍，可见那时他的记忆力已经不行了。
但陈禹山近两年也没有去看过袁庚，“我不做表面文章，”陈禹山说，“我也不参加任何人的追悼会，那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快过世了，我死的时候怎么办？”陈禹山嘻嘻哈哈地说，“我现在正给自己策划葬礼，设计了几个方案，如果成功了，会很轰动。但现在公布为时过早……我不愿把骨灰撒进大海，埋到地里，还可以当肥料。”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