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他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林彪事件发生后，谢富治继续做新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曾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就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