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听着刘义权的故事，查尔斯·雷一边频频点头，“您坚定的意志和力量，一定能克服病魔。您就是美中军事档案合作和两国军人友谊的最好见证人。”

　　“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身患癌症，依然坚守在军事档案工作一线，用生命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8月17日晚上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时代先锋”这样开场。

　　解放军总医院一处病房内。刘义权提前半小时就端正地坐到了病床旁的沙发上，等着新闻直播，他还特意刮了刮胡须。“全身因为激动而有些发抖，眼眶也是红红的。”医生田野说。他是解放军档案馆专门派来照顾刘义权的。

　　“我非常庆幸能与档案工作结缘，这项工作很普通，但很有意义。”两分钟的新闻，刘义权就说了这一句话。

　　干了38年档案工作，刘义权曾荣立一次三等功，还获得了“兰台奖”特等奖，这是解放军档案馆专业最高奖。

　　解放军档案馆馆长计英春说，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查尔斯·雷为了表达对刘义权的敬意，特意将一枚“保守承诺，你没有被遗忘”的纪念章，放到了刘义权的手心。

　　除了这些“高潮”，大多数时候，刘义权的工作就像一杯苏打水，清淡寡味。

　　38年的时间，他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和“故纸堆”打交道。

　　“进进出出”的工作

　　1968年，18岁的四川青年刘义权应征入伍，他的人生从此绑定在档案工作的轨道。

　　解放军档案馆政委孙德飞介绍，档案工作可以称为“一进一出”的工作。“进”是收集整理，这包括了立档单位定期移交档案和到各地征集档案两部分，“出”就是提供利用，中间还有一块，是保管档案。

　　“老刘是进进出出的工作都干过了。”孙德飞笑言。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老刘”跑了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对散落在各类机关单位、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包括民间的军队历史档案进行重点征集，共征集和接收了83万多份军事档案，被称为“军档收集第一人”。

　　共事了15年，一起出差次数最多的解放军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李凤明告诉记者：“因为出差特别多，一些同志就用谐音称刘义权‘溜一圈’，逗他：老刘，这次你又去哪里溜一圈了？老刘摇头苦笑：还溜一圈，累死了！” 

　　刘义权参与整理的一大批历史档案，后来成为解放军档案馆建馆的基石，许多珍贵档案，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直接提供重要的史料印证。比如，1981年5月，党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与会一些同志对于草案中红军到达陕北时总人数2.5万人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数字偏低。解放军档案馆正是从这批档案中查证，汇总出当年红军陕北会师时总人数为3.3万多人的数据。后来，在党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里，表述陕北会师的红军总数为“3万人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防护、国庆大阅兵准备、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重大演习筹划、再现长征史等重要工作的研究论证中，都运用了刘义权征集和查找的大量档案资料。

　　而刘义权征集档案中最富传奇性的一次，莫过于找到了“丢失的红十三军”。红十三军是1930年5月由浙江一带游击队组建的一支红军部队，在与国民党军队斗争两年后失散。关于这支部队的档案，馆藏几乎是空白。1990年前后，在获悉浙江、福建等地的一些党史办有200多件珍贵的红十三军档案资料后，刘义权立即订了硬座票赶往目的地。后来，这批珍贵的军史档案，在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红军档案史料展览上成为亮点。

　　“1986年到1995年，老刘参加征集工作，一年平均下来，可能有大半年都在外面。有时候出差一次，可能连续四五十天。”李凤明努力回忆与刘义权一起外出征集档案的那些日子。

　　有一个看似与本馆工作无关的故事，让解放军档案馆馆长计英春印象深刻：2008年6月，湖北一位90岁高龄的李庆仁老人，来信请求解放军档案馆帮他查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他哥哥李庆雍1930年参加红军后，就与家人失去联系。由于老人提供的线索有限，又时隔70多年，连老人的子女都不抱希望。刘义权听说后，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像查找自己亲人一样，全力查找线索，终于从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人物志及牺牲名册等档案中查证了老人哥哥牺牲的事实，了结了老人的最后心愿。

　　来自美军的敬意

　　2006年4月，干了38年档案工作的老刘退休了。“打打牌，养养花，看看书，日子终于闲下来了。”牌友李凤明说。

　　不过，这样悠闲的时光只持续了6个月。

　　“老刘是我们档案馆的‘活档案’，哪个档案能不能用，能不能开放，他一目了然。”其时，解放军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处长宋传富负责中美档案合作鉴定工作的开展，根据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的备忘录，从人道主义出发，解放军档案馆要对朝鲜战争前后的数十万份志愿军档案进行普查，协助美方查找朝鲜战争前后失踪人员线索。这么重要的工作，需要经验丰富，对历史、档案非常熟悉的专家才能胜任，宋传富第一个想到了刘义权。

　　“你们什么时候启动，我就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宋传富找刘义权商量返聘问题，还没有谈到薪酬问题，刘义权就一口答应了。2006年10月，刘义权又回来了，到解放军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工作。

　　“我到办公室一般是7:50，我一来以后，他已经开始干活了。”宋传富回忆起老刘的敬业。即便是后来每天要化疗，刘义权仍然坚持下午四点半以后去医院，这样不会耽误太多工作，直到后来实在无力支撑而住院。

　　2008年9月，刘义权被确诊为直肠癌。刚做完手术两周，第一个疗程放疗后，刘义权又出现在办公室。

　　“老刘就偷偷告诉了我一个人，还叫我保密。”李凤明没有遵守“诺言”，还是将刘义权得病的消息告诉了领导。

　　谁都拗不过老刘，他的倔脾气在馆里是出了名的。刘义权继续干他的活。

　　“那段时间，老刘总是说，多给我点活，再给一点，再给一点。”刘义权的同事、同被返聘回来的退休干部涂喜清说，“老刘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这是一份刘义权查找鉴定志愿军档案的工作量统计表：癌症确诊前，他鉴定3409卷、5.1万件。确诊后8个月，他鉴定了362卷、5000多件。经他清点标注的档案，有41355页。

　　在最后一次入院前，刘义权负责的6万多份档案，只剩下9000多份没有鉴定。

　　2006年，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美，赠与美方二战期间美军飞行员科尔被中国军民救助的档案资料，以及美国“飞虎队”成员迪恩下落的有关档案仿真复制件，在美国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这几份档案，正是刘义权和同事们1986年到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有关东江纵队的档案中发现的。

　　解放军档案馆的珍品展厅里，还保存着美国陆军航空队唐纳德·科尔中尉1944年3月8日画在香烟盒上的5幅漫画，旁边用英文注释：“飞机被击落，跳伞，逃跑，敌人追击，跑不动了，中国人来了。”刘义权和同事们在故纸堆里为美军找到了一大批这样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

　　“很多人一提到档案，就认为是在‘库房里睡大觉’的。”孙德飞说，档案的凭证作用被人们大大低估了。

　　今年4月9日，美国国防部负责战俘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查尔斯·雷一行来到解放军档案馆参观。

　　“我可以把你的事迹告诉美国人吗？”馆长计英春显得有些激动。

　　“这没什么。”刘义权一如既往地低调。这时，距离查出癌症晚期也已大半年，刘义权做了六个周期的化疗，但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

　　一边听着刘义权的故事，查尔斯·雷一边频频点头，“您坚定的意志和力量，一定能克服病魔。您就是美中军事档案合作和两国军人友谊的最好见证人。”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查找战俘与失踪人员司令部司令多娜·克里斯普海军少将也眼含热泪，“对所有美国人民来说，您是一位英雄，您用最珍贵的时间来为我们进行查找工作。我们将一直为您祈祷。”

　　不愿享受“特权”的病人

　　解放军总医院的一处60平米的纯白色病房，如今已经成了刘义权的家。

　　2009年6月12日，因为病情恶化，刘义权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入院治疗。老伴房素，每天就睡在病房内搭起的护理床上，与老刘寸步不离。

　　作为“特殊照顾”，刘义权可以吃到“零号饭”，想吃什么，医院可以随时做。“老刘从来都说随便，他老怕麻烦我们，不愿享受这样的特权。”解放军总医院代理护士长宋学军告诉记者。

　　“老刘是一个依从性极好的病人。”解放军总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军说。

　　当然，老刘偶尔也有 “犯规”的时候，这位四川汉子，还是最喜欢吃辣。“有一次老刘嘴馋，我就跑到楼下给他买了一碗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老刘一口气全吃完了，连汤都不带剩的。”田野呵呵一笑。儿子刘欣也曾给他带过一大坛泡菜，就着辣椒酱，他能吃下好几碗米饭。

　　解放军档案馆的年轻军人王鹏也是刘义权病房里的“常客”。每次遇到有领导看望刘义权，他都会跟去。时间长了，王鹏和刘义权一家变得熟络起来。

　　“你在这里决然感受不到沉闷的气氛，老刘和房阿姨都是很积极乐观的，这不是装能装出来的。”王鹏告诉记者，他还会时不时开开玩笑。“房阿姨，老刘年轻时一定很帅吧？”每到这时，老伴房素总是笑而不答，而刘义权也只是“呵呵”笑两声。

　　老刘很注意形象。每次有媒体采访，他一定会让老伴打电话叫来做形象设计工作的儿子，给自己修修头发，穿戴整齐。末了，一定要坚持站起来送客人们出门。

　　往往客人一走，刘义权的脸马上就涨红了。“实际上，他站起来那一刻，两条腿顶着的部位，全是肿瘤。这种疼痛是常人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的。”李军很是心疼。

　　说话间，解放军档案馆业务处的一名年轻军官前来看望刘义权。昨夜刚做完手术的刘义权就挣扎着想坐起来。“你赶紧给人拿矿泉水，大老远跑过来，怪辛苦的。”刘义权示意老伴一定给这位军官把水拧开喝。见老伴动作慢了些，老刘就着急起来，要亲自拧开递到年轻军官手中，“喝吧，我这一病，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呀。”

　　刚一离开病房，年轻军官一下就哭了。“都这样了，还想着别人。”

　　受人尊重的“缺点”

　　“爱较真，性子直，说话不绕弯儿。”同事们这样评价刘义权。

　　而在自己1987年写的一份自传中，刘义权在“主要缺点”一栏写着：“有时过于急躁，对本单位的领导说话有时不太讲究方法。”

　　解放军档案馆政委孙德飞，至今还能记得10年前第一次接触刘义权时的情景。其时，孙德飞刚到档案馆里担任副馆长。

　　刘义权搭孙德飞的车一起进城办事。孙德飞的经验里，一个单位来了新领导，同事都会说，馆长多关心我们，多批评指正。刘义权却上来就说：你来了以后，得多关心、多重视档案征集工作，我们的馆藏要不断地丰富。

　　“特实在。他不给你拐弯抹角，不来吹吹拍拍那一套。”孙德飞说。

　　刘义权爱较真在业界也是出了名的。

　　1986年，原存放于后方档案库的大批档案调运北京。承办这项工作的领导和同事出于卫生和美观的考虑，用地毯将档案库和办公区装饰一新。刘义权却起了急。“档案库放地毯不仅容易吸湿受潮，还会滋生有害微生物和小虫子，对档案保管不利。” 一连几天，他都跑过去找到领导提意见。

　　老战友李凤明还记得那次领导谈话。一年，全军组织档案达标验收，刘义权和考核组的同志到总部有关部门负责的一个档案工作达标试点单位检查验收。知道刘义权的脾性，馆领导提前就给李凤明打了招呼：“凤明啊，你劝劝老刘，让他稍微变通点儿，别太较真。”

　　检查组的同事看到这个单位档案柜卷盒排列整齐划一，表面看来很符合规范，准备在验收单上签字。刘义权却对照考核标准，打开卷宗一卷卷认真检查，发现档案整理、分类编目不符合规范要求。

　　“你们这是在做表面文章，外面光里面糠，不符合达标要求。”刘义权一贯地直截了当，并坚持不同意签字。他的“较真”对该单位触动很大，该单位用了3个月时间进行专项整改。事后，这个单位的领导还特意聘请他担任“义务监督员”，赋予他“一票否决”的权利。

　　除了直率、较真，老刘一生只从事一项职业，在许多当代年轻人看来肯定也算“缺点”了。

　　2006年军校毕业到解放军档案馆工作的王鹏，他身边的朋友们，不想成为“温水里的青蛙”，一直在频繁地跳槽，对职业没有归属感。他们觉得在一个岗位上干长了，会丧失活力，再也跳不出来了。王鹏也蠢蠢欲动。

　　刘义权38年的工作经历，对王鹏触动很大。

　　“刘义权38年的积淀，已经超过很多人对于一个职业本身的定义了。”王鹏决心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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